“不能表现得太积极，我们要沉住气，要明确一些问题后再谈访问的事情。首先，我们不要抱着改变中国领导人思想的看法去做事情，这种看法无视了中国在力量均衡中的作用。一个周围都是弱小国家、拥有八亿人口的中国，不管谁在统治它，都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我们和中国的问题哪些是因为她的面积和局势引起的，哪些是她的领导引起的，我们想从中国得到什么，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合理地影响中国的决策？”

黄历停下了笔，思索了一会儿，继续写道：“还有，我们怎样看待中苏关系的演变？我们能起多大影响？我们是应该倾向一边，还是继续中立，与中苏两大国都保持关系？苏联正在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样一个体系只能是针对中国的。我想，苏联会扩大同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联系，阻挠中国打破孤立状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苏联必然会加强对我国的外交攻势，为了利于孤立中国，苏联也会尽量避免恶化同美国和我国的关系。”

再次停下笔，黄历点燃了一根香烟，缓缓吐出烟雾，让思绪随着烟雾在飘荡，在扩展。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一个科技开始主导世界的时代。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的，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在内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在七十年代初期达到了高潮，而且将以更大的势头发展。

新的科技革命促进着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文化教育的变革，孕育着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世界观，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它向国际政治和全球生态环境提出挑战，并在新的条件下促进了各国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整体化、国际化进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越来越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结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于南洋联邦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对其他国家也是一样。至于发展得如何，这便取决于国家领导人以及经济部门的重视和投入的力度。因为黄历和凌雪的存在，南洋联邦在通信技术、计算机、核能利用、新材料技术等方面投入了巨资。虽然这使得国家财政收支情况在六四年开始，一直到六八年，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赤字，但丰厚的回报已经初现端倪。

随着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速度的加快，以及国家指导下的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之间的互相渗透，南洋联邦的创新发明数量在六九年至七零年达到了一个顶峰。新技术正在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而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科技进步所占的比重正不断上升。就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不断提高、劳动手段的不断改进，南洋联邦的劳动生产率在六八年已经接近或超过了美国。这对于南洋联邦这样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来说，正是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之一。

也就是在这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有的国家顺应潮流飞速发展，有的国家却因为认识和政策上的失误，反倒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此时的中国正在高唱反美的嘹亮战歌，五十多万人的天安门集会声势浩大。

不可否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士气高昂，帝、修、反势力对中国都忌惮三分。但这种忌惮更多的是害怕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害怕中国人的狂热，害怕中国不计后果和成本的革命输出。

黄历皱起了眉头，对前往中国有些畏难情绪。到了那里说什么呢，是用虚假的外交辞令敷衍，还是与伟人讨论一下虚无缥缈的哲学问题，互相戴戴高帽，一团和气地表演一番。

我错了，我知道，但你不能说，不可说。伟人的脾气令黄历苦笑连连，索性扔掉纸笔，站起身透过窗户望着外面的风景。

还是郁郁葱葱的一片绿色，蓝天白云下，无人的小花园里显得那么安静祥和。慢慢的，黄历的心绪平和下来。自己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访问中国，以及南洋联邦与中国建交，这是按步骤进行的既定计划。也就是说，自己去只是个象征，制造一个友好的气氛。在实际上，这也是南洋联邦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出口型经济必然需要巨大的市场，在南洋联邦的实力发展到有恃无恐的能与美国开展竞争前，为了尽量避免象日本与美国产生贸易摩擦那样的事件，南洋联邦就要找到新的市场开拓点。

美国与中国接触，更多考虑的是联中抗苏的政治因素，而南洋联邦与中国建交，则是侧重于经济发展。出发点不同，南洋联邦的自由度更高。

现在还不是指手划脚的时候，黄历轻轻吐出一口长气。除了经济发展，与中国建立起正常关系，在遏制印度和日本等战略问题上，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实用主义，务实外交，始终会是国际政治的主流。

印巴第三次战争快要开打了，历史尽管有了偏差，但印度依靠苏联的帮助，正在越来越嚣张起来。美国还未在印巴之间确定重心所在，南洋联邦虽然具有打击印度的实力，但却不想独自揽上这个责任。如果能拉上中国，在印度挑起战争后给予其沉重打击，那是最理想的。

同样，日本也是南洋联邦的敌对目标，从地缘政治和历史关系上来看，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帮手。想到日本，黄历不禁抿起嘴角，露出了冷冷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