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他们说的因为这裏有更多新鲜的玩意儿，更多先锋的观念，那些都是外在的东西，我真正在乎的，是自己曾经在这裏当过逃兵。

我曾经认为这个城市太大，太冷漠，而个体太渺小，太孤独，这种专属于年轻时的矫情让我在那个时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

所以重回北京，待在这裏，其中没有任何重大意义，连跟自己的战斗都算不上，仅仅是一个成年人的某种尝试。

仅仅是因为心裏有个声音说：或许你现在可以做到了。

我想起在青藏线的火车上，半夜睡不着觉，我一抬头看到窗外满天的星星，夜空干净得像是被水冲洗过一样。

那一幕如同某种神谕，赦免了所有的苦难和罪责。

我一边发抖一边在手机记事簿上写下自己当时的感受，我说我隐约有一种预感，在我二十七岁过了一半的时候，或许，我的灵魂将会有一个正常的轮廓了。

之后，我回到北京，开始写《一粒红尘》的第二部。

我不想说这是一种使命感，只是内心有一种召唤，认为叶昭觉的故事应该继续写下去。在开始之前，我甚至不敢说自己一定能掌控她的命运，只是跟随着这种召唤，一步一步慢慢往前走，带着一些试探，一些不确定，甚至包含着一些卑微。

我试图去理解她的挫败，她的自我否定，她身边那群人随便拎出一个来都要比她更有个性，更精彩耀眼，更像一个故事的主角该有的样子。

滚滚红尘，她是其中最微小的一颗，而我的初衷，恰是想要写好这个最普通平凡的姑娘。

这一年北京春夏下了很多次雨，对着文档写作的那些雨夜，我经常有种回到了南方的错觉。空气清新而潮湿，雨滴打在玻璃上发出声响，一个个不眠的夜晚从指间静静流逝。

写长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意志力的考验。

有次去听严歌苓的讲座，她说：“文学是我的宗教，是我愿意花几十年时间去做的事，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认定这一点。”

我想，我之所以会因为这句话而热泪盈眶，大概是因为对于写作这件事仍有热爱吧。

但愿我所经历的岁月都不是虚度，未来能更游刃有余。

但愿曾经有过的软弱和痛苦，终究是酿出了一点儿，一点儿智慧。

<span class="right">独木舟</span>

<span class="right">2015年9月于北京</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