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西沙贵坊”还是这个时空第一个股份制的社会经济组织，李曜将“西沙贵坊”的启动资本分成了一千股，每股为一百贯开元通宝，李曜出资最巨，以价值四万贯钱的黄金占得四百股，余下六百股由张护、李通、何潘义三人均分，每年底再按股本多寡来分配“西沙贵坊”的所得利润。

然后，成为了股东的四人便开始共同协商制定“西沙贵坊”的股份制度和经营规范，以及分配各自的职责。

李曜虽为大股东，但不会在敦煌长期居住，所以主要负责经营指导和业务监督，若按通俗的说法，她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充当“甩手掌柜”的角色。

而何潘义本就是商贾出身，则是负责经营管理和处理日常业务的不二人选，其职位相当于后世所谓的“银行行长”。

至于张护、李通两大敦煌土豪，脑子里根本没有“食禄者不与民争利”的概念，自然负责利用自身势力发展业务和保障经营的运作，其实就是充当公开的后台背景，而这也将直接关系到别人敢不敢把钱帛财物交给“西沙贵坊”来保管。

于是，在穿越者李曜的撮合与沙州本地的官商勾结之下，开创世界商业与金融领域先河的“西沙贵坊”在敦煌城最繁华的街市上堂而皇之地诞生了。

当然了，藏着一肚子坏水的李曜不会把自己的真实目的告诉别人，否则身为沙州中原士族魁首的张护、李通哪怕真的把她当做家族命运的拯救者，也不敢答应得这么爽快。

过去的中原朝廷对沙、瓜两州的统治，都是通过扶持当地士族来实现，往往会给予他们做官的权利，并赋予一定的特权，而士族得到官位和特权，进而向朝廷缴纳赋税和维持地方稳定，彼此各得其利，皆大欢喜。

本来沙、瓜两州的中原士族与鲜卑氏族各有各的优势，基本能够保持表面一团和气的局面。

但李唐王朝建立之后，亦不知李渊听了朝堂上哪些大臣的建议，决定利用双方的矛盾，采取不断分化挑拨的策略，扶持鲜卑氏族，并立当地的鲜卑人贺拔行烕为瓜州总管，助其打压中原士族，却没想到这货是个作死能手，居然趁机起兵叛变，试图割据一方。

灭了贺拔行烕之后，李渊可能觉得自己只是一时识人不明，结果屁股还没擦干净，他老人家又派出窦伏明与贺若怀廓这两个不成器的鲜卑子弟去削弱西疆的中原士族，前者性子懦弱，被张护吃得死死的，形同泥胎木塑，后者则愚蠢激进，被看他不顺眼的李曜出手做掉，落了个死于非命的下场。

而沙、瓜两州的中原士族虽然看起来比鲜卑氏族更有教养，但也不代表他们没点脾气，朝廷这般偏袒一方的做法，他们岂会任人宰割，逼急了也一样造反。

不过，这也不代表李曜对张护、李通等中原士族有什么同情和好感。

早在她当初登门拜访张护之前，便了解到目前敦煌各大士族掌握了沙州全部的耕地，其中不乏农民自行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新田，似乎他们生来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搞土地兼并，而寻常的百姓几无立锥之地，即使是何潘义这样的豪商，在沙州都很难购得一处田产。

所以，李曜在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之余，还顺便引导张护、李通两位大地主把精力、财力、人力、物力转移到商业活动当中，而不是紧盯着土地不放。

根据李曜从史料中汲取的信息，以及当前敦煌的社会经济环境来看，“西沙贵坊”必然会取得成功，而且除非是佛陀，才会给别人做事比为自己做事更主动积极，张护、李通二人得了好处，其动力自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张护、李通两人获利越多，其他的中原士族就看着越眼红，毕竟谁也不会嫌自己的财富太多，肯定都会有样学样，纷纷效仿，而丝绸之路的繁荣所带来的丰厚收益，肯定会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赚个钵满盆满，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主在商业上获得的利益渐渐会超过他们的土地所得，如此一来，他们就会逐渐演变为一种不同于过去所有士族的全新社会群体——那就是“财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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