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一年六月，我，夏小凡，以一个毕业了的大学生的身份被有关部门押上汽车，遣送回我的原籍麦乡。因为我在T市没有办理任何暂住证明，而我本人的学生证也于毕业那天作废了，学校不会再来保我。我对他们说，我能找到其他人来保，但他们微笑着告诉我，先回麦乡再说，那儿有一个收容所等着我，我会住在那里，然后等着别人出钱赎我出来。这是一个固定的流程，非常简单，按手续办就可以，不会有人打我，也不会有人为难我，前提是我要老老实实、尽快找人来赎。后来我搞明白了，被遣返回麦乡，并非因为我是麦乡人，这不是一次定向的返乡旅游，而是因为T市的收容中转站就设立在麦乡。我被押上了一辆破旧的大巴，沿着公路向西驶去。同车有很多人，老老少少，甚至包括孕妇。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要求喝水，没有人想到要上厕所。沿途的景色既熟悉又陌生，河滩和农田，捞沙的码头，水泥厂，农村常见的小楼房。黄昏时，车子进入麦乡地界，看到有人在烧麦秸，星星点点的火光铺满了大地。公路颠簸起来，烧麦秸的烟雾很重，大巴像是驶入了云中，很久很久，外面什么都看不清，只有隐约的火光。天快要黑时，大巴驶入了麦乡市的郊区，但它并没有进入市区，而是拐入了一条很窄的水泥路，两旁是高大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在六月里长得茁壮而茂密，覆盖了所有可能的空间。T市的收容中转站就在这条路的尽头，大巴驶入一扇大铁门，围墙里面是一幢白色的房子，有点像教学楼的样子。一盏射灯忽然亮起，照着大巴，在几个人的指挥下，我们有序地走下车，到管理处去登记。“这里有没有一个斜眼的年轻人？有没有一个少了四根手指的家伙？”我问管理处的人。他没有回答我。我走出管理处时，看到连片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已经占据了墙头和屋顶。这确实是我曾经熟悉的风景，并且在这个场合下看来更为酷烈了。我又回到了麦乡。我对咖啡女孩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就是关于麦乡的。很多年以前我生活在麦乡，那时候它是县城，到一九九七年才变成县级市。和所有的县城一样，没什么特别可以描述的，我的理想也和同龄人一样，初中升入高中，高中能考上T市的大学就算不错了。那是九〇年代。盗版CD卖三十块钱一张的年月。我父亲是麦乡一家农机厂的厂长，当地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之一。这在麦乡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我很早就认识小白，她和我一个学校，比我低一届。她长得很美，拥有D罩杯的胸围，当然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中学的时候她还没那么出挑。她的父亲是农机厂的工人，大家都叫他老白。他们家和我家住在一栋楼里，农机厂分配的房子。那栋楼里的人对我都很客气，包括白家的人。老白很沉默，老白的老婆也差不多，都是那种没什么本事但比较厚道的人。我对老白的印象很好。最初我父亲在厂里管行政，负责分配房子，这是个得罪人的活，十岁那年我记得有一群人冲进我家，把我父亲的脑袋按在抽水马桶里，要他分房子。当时是老白把我父亲从马桶里拽了出来，喝退了那些人。也因为这件事，我父亲对老白不薄，一直比较照顾他。我母亲在县医院做医生，有头疼病，老白曾经给她搞来一些据说是很名贵的中草药，尽管我那位学西医的母亲对中药不屑一顾，但还是回赠了他们家好多东西。后来我听说，父亲给老白换了一个比较舒服的岗位。我很喜欢小白，人们都知道白家有一个美丽的女儿，性格温柔，非常懂事。后来到了初中时，她渐渐地显露出了一些缺点，她身材不太高，腿短了点，胸围却比一般女孩更为可观。我母亲曾经说过，这姑娘的脸遗传了她的父亲，身材却遗传了母亲的，有点可惜了。但我依然喜欢她，我经常去她家里玩，也曾经约她去钓鱼，去看电影。当时邻居说，看，夏家的儿子和自家的女儿早恋了。我们都没什么朋友，这样挺好的。我吻过她，仅仅是吻过。那是高一的时候。我十六岁那年，农机厂濒临倒闭，很多工人下岗。那几年麦乡的诸多企业都陷入了类似的困境，厂长在卖厂，工人在卖血。我父亲的情况，当时我不是很清楚，后来知道他也在干着相同的事情。我们家搬到了新房子里，我穿上了崭新的耐克鞋，有名牌山地自行车，拥有一台众人羡慕的niscman。那年小白的母亲遭遇车祸，她死得很惨，被汽车拖行了很远，远得你难以想象的距离。肇事车辆逃之夭夭，三天后被抓获，是一辆货运卡车，已近报废的货色。司机一贫如洗，双眼血红，除了赔一条命给白家，再也没有别的办法。那阶段我曾经陪着小白散心，她从那时候开始就喊我“夏大哥”，一直喊到大学。不久以后。农机厂开始编制下岗职工名单，拿很少的下岗补贴遣散回家。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记得老白曾经到我家来过一次，拎着当年秋天新上市的大闸蟹和一瓶五粮液，一份大礼。老白求我父亲不要让他下岗。我父亲答应了。但是翌年元旦老白仍然出现在下岗职工的名单上，我不知道父亲何以如此绝情，后来他们告诉我，农机厂其实已在筹备着破产，所有的职工都要下岗，谁先谁后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情。他们告诉我：“你爹就是个混蛋。像你爹这样的个个都是混蛋。”我当然知道。我还和小白见面，见面也谈到老白下岗的事情，她从不埋怨我父亲。她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品质，绝少会让她去埋怨别人。她问我考哪所大学，我说凭我的烂成绩，大概只能考考大专了。她说：“你考什么学校我就考什么学校。以后还能常见面。”那年春节，我父亲大年初一在厂里值班。当时工厂停下，厂里没有人，我父亲独自在办公室看过期的报纸。老白走了进来，他用一个痰盂套住了我父亲的头，用一把剔骨刀在他胸口扎了六刀。血溅得到处都是。行凶之后，他反穿着棉衣走出厂门。他回到了家里。几乎是同时，厂里的门卫发现了我父亲的尸体，第一个电话是报警，第二个电话打到了我家。门卫不是心理医生，他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母亲：“夏厂长被人杀了。”讲完又添了一句，“老天有眼啊。”很久以来，我一直无法理解老白。为什么他要行凶杀人？下岗已成事实，杀人并不能改变什么。但这个问题不如另一个问题更为费解：为什么他要把一个痰盂套在我父亲头上？是为了阻止我父亲叫喊？是为了让我父亲无法辨清方向？是为了当年他把我父亲从抽水马桶里拽出来？无从考证。老白成了英雄；我父亲因为被杀而获得了一笔保险赔偿，够我读完大学；我母亲于两年后改嫁；我于一九九八年考取T市工学院，一九九九年的秋天，我在学校里诧异地看到了小白，我们相对无语。那个杀人之夜，我母亲接到电话并瘫倒在沙发上的时候，我犹不知事情的原委，只感到一阵寒意，预感到出了大事。这时有人敲门。我去开门，小白站在门口。她告诉我：“我爸爸把你爸爸杀了，刚才他跳楼自杀了。”这是我对咖啡女孩讲的最后一个故事。现在我回到了麦乡，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答应了要去找她，恐怕很难完成这个任务了。这个故事我对她说用一刻钟的时间可以讲完，事实上我讲了很久很久，那天我从医院把她送到火车站，整个路上我就在讲这个故事，现在它结束了。（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