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县官的职掌也相当重要而繁杂。县官掌一县之政令，职在平赋税，听诉讼，兴教化，厉风俗，举凡扬善惩恶，养老恤孤，祀神贡士，施教读法，均须亲力亲为，躬亲厥职。朝廷之政令，必赖县官得以贯彻；民众之疾苦，唯有县官知之最深。因此朝廷视其为“亲民官”，民众视其为“父母官”。对于朝廷来说，吏治的好坏，只要考察县官便知一二；对于民众来说，朝政的好坏，也只能从县官那里去感受。所以朝廷和百姓对县官的期许和要求都很高。一个合格的县官，不但要尽忠尽职，而且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爱民如子，并成为庶民的道德表率。倘有贪墨渎职、为非作歹，则律当严惩不贷。

在这里，县官显然被朝廷一厢情愿地设计为忠心耿耿的牧羊人或牧羊犬。他们应该忠于自己的职守而对羊群秋毫无犯，坚守自己的岗位而不怕日晒雨淋。可惜，这些牧羊人或牧羊犬并不都像农场主想象的那样称职，那样听话。称职的县官，历朝历代都有，但不太多。清廉的县官，历朝历代都有，也不太多。尤其是在王朝末年，这些牧民之官很少有不打羊群主意的。好一点的也许只是像馋猫，坏一点的就简直像饿狼。

这其实也是给逼出来的，原因则有两个方面，即朝廷的重视程度和官员的待遇高低。一般地说，大明对县官的任命比较重视时，待遇就高，县官的表现也好，比如汉初、唐初；王朝不重视，则待遇也低，表现也差，用人也不当，比如五代。结果是县官好，则王朝和百姓都好；县官差，则王朝和百姓都遭殃。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明朝。据说，本朝开国以来，政治清明达百年之久。即便是在英宗、武宗两朝的多事之秋，民心也很安定，天下可算基本太平，就因为县官们大体上不错。

但是到了后来，就不好说了。县官们大多把任所当作旅馆，把自己看作客人，对地方的凋敝和民生的困苦置若罔闻，根本就不当回事。为什么会这样？

就因为从本朝太祖洪武爷，到仁宗、宣宗，都非常重视县官，凡当鼓励者无不鼓励，并且有一系列的政策作为保障。后来，这些政策和做法废的废，疏的疏，旷的旷，上级官员敲诈勒索的事反倒频频发生，县官们又怎么好得起来呢？

显然，这里说的待遇，既包括经济待遇，更包括政治待遇；而县官状况不佳，又首先是因为品级太低，只是七品芝麻官，因此往往被人看不起。品级低，经济待遇就低。县官的月薪，在汉代是粟二十斛合约二百八十公斤，钱二千，在明代则更不高。其实历代官俸除两宋以外，都不算高，而以大明朝尤为低。明代一个正二品的六部尚书年薪只有纹银一百五十二两。要知道大明官员的俸禄是要用来给别人开工资的。比如总督、巡抚，没有下属职能部门，要靠自己出钱聘请“幕友”来帮忙。

府县虽有政府，有僚属，有吏员，也仍要聘“师爷”。师爷和知府知县，是雇佣关系。他们不是上下级，师爷也不是吃朝廷禄米的。师爷的薪水，当然得知府知县自己出。这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销，且不说还要赡养父母，供养妻儿，周济亲友，置办产业，以及各种各样的招待应酬，些微俸禄岂非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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