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大约除了聂小蛮和苏景墨这样的极少数人以外，几乎没有知府知县不取“耗羡”，没有督抚不收“陋规”，没有京官不接受“孝敬”。能不在常规之外加码，便是清官。

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此之谓。

在这里，分明看到了大明朝的尴尬与两难。可为什么不改呢？因为改不了。同样，不是每一个官员都是贪官污吏，他难道不知道“陋规”是腐败？当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收呢？因为不能不收。其实，“陋规”二字早就一语道破天机，而且简直就是传神之至妙不可言──明知是腐败是陋，却又非做不可遵守规矩。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荒唐的根源不在别处，就在大明朝制度本身。大明朝制度有三大特征，即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集权。这就决定了大明朝的各级官员，只可能是皇权的代理人，不可能是民众的代言人。而且，这种代理也只可能是自上而下层层递减的。与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知府县官，离权力中心也最远。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因为“天高皇帝远”，他们就可以自行其是。因为在离他们并不太远的地方，就有监临的上司。这些上司的上面，又有上司。正是这些上司和上司的上司而不是民众，决定着他们的前程。

也就是说，一个官员要想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关键在于其上司的赏识和提携。能被皇帝赏识提携当然更好，但对于中低级官员来说，这种可能性极小。因此几乎每个下级官员都懂得一个道理，就是必须和上级搞好关系，至少不能得罪他们。

问题在于，大明朝官员之间的关系是极不平等的。上级轻而易举地就能给下级带来好处或造成伤害，下级却很难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上级带来什么实惠，除非他以盘剥百姓所得来孝敬上司。

因此，尽管要孝敬上级就难免会伤害民众，但是，在孝敬上级和保护民众之间，许多官员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因为谁都计算得出，作为被大明朝雇来放羊的临时工，让包工头高兴显然比羊群的茁壮成长更重要。羊群长得再好再肥，也是农场主，是皇帝的，自己的实惠却只能来自上级。何况大明朝的羊儿是那样众多，拔几根毛并无伤大雅。羊的任务原本就是生产羊毛，拔掉了还会再长。就算拔光了也不要紧，因为恢复羊群的健康已是下一任牧羊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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