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网络上讨论关于袁督师的功过很是热闹，小龙平时也喜欢混混贴吧，但是如今看到关于袁督师的帖子小龙都懒得点进去了，感觉争来争去都是这么几句话，小龙真是看腻了。

小龙在自己脑海中回想着，自己最初接触到袁崇焕这个历史人物是在什么时候呢，还真忘了，不过小龙对袁崇焕被凌迟的描写那段记忆犹新，已经达到了可以背诵的地步。

在小龙书中，无疑是给了袁督师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权当是小龙给自己心底的英雄以小龙自己的方式树立起一座小小的碑文吧。

记得在前些年年讨论明末史，对袁崇焕评价是一面倒的赞颂，引用的大抵是金庸的《袁崇焕评述》、梁启超的《袁督师传》，还有方舟子的《功到雄奇即罪名》，那时候，对袁崇焕的基本事实认定并无争议，对其历史地位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到了2005年左右吧，各个历史论坛又兴起了一股“倒袁风”，在春秋战国论坛、龙空军史论坛和SC军事历史论坛都有过大规模且高水平的讨论，虽然“挺袁派”人数众多、实力雄厚，但“倒袁派”并不落于下风。

讨论的焦点主要围绕袁崇焕在负责辽东军务问题上的一系列行动，包括与后金议和，“五年平辽”的计划是否符合实际，诛杀毛文龙是否名正言顺，对待蒙古和朝鲜的策略是否合适，以及袁是否应该对崇祯二年后金绕道进犯北京城负责，并因此而延伸讨论袁的管辖权，其在辽东的战略等等问题。通过质疑袁崇焕的战略战术渐渐质疑其动机和能力，最终质疑其历史地位。

总的来说，“倒袁派”没有无理取闹，而是言之有据，是通过大量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且“倒袁派”更多的并不是完全否认袁崇焕，而是将其历史地位回归真正的位置，这点来说是进步的。无论是金庸、梁启超，还是史式，他们在袁崇焕的叙述上，都有过分渲染和忽略事实的地方，今天来纠正他们，是应该的。

用史料来挑战权威是一件好事，但必须格外谨慎考证和组织史料，不可想当然耳，更不可妄下结论。

要评价袁崇焕的历史地位，主要有两大难点，其一，对史料的判断和选择；其二，对明代，尤其是明末整个背景的把握程度。

首先看我们对史料的选择，需要格外谨慎。比如《国槯》虽是明末着名史书，其作者谈迁也是严谨的历史名家。但在论述袁崇焕的事迹上，却可能不够客观。谈迁着书之时，《清太宗实录》并未修好，袁崇焕之冤尚未大白于天下，袁崇焕还是被当成误国者、叛徒对待的。在这种情势下，无论谈迁怎么公正客观，他也难对袁崇焕进行恰当的评价。如果我们要引用谈迁书中有关袁崇焕的史料，也应该尽量选用中性的。同样，在《明史》正式澄清袁崇焕后，历史评价又变成了一面倒的颂扬，特别是二十世纪初为拖翻清廷统治，文人学者为其大造声势，似乎又过了头。

历史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立场和不同对象都有不同的意义，文以载道、微言大义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也应该理解前人的不客观之处。何况没人能够完全还原历史，即使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记录不少，但必将受到官方的影响，许多重要资料当时就被销毁，再加上年代久远的资料湮灭，能保持下来的仅仅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保持下来的史料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史料的记录人也有自己的观点和角度，也受掌握事实的多少程度约束限制。如果我们在批评前人的同时，自己也犯同样的错误，任意组织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资料，加以曲解和主观臆断，那么，我们比前人又强在何处呢？

即使是有大量的、比较完整的、矛盾处很少的资料，我们也只能倾向于某种观点，而不是认定，至于争议性很强的事情，许多中性资料可能被误读和曲解，那么，与其自以为是的下结论，不如继续存疑。

其次，袁崇焕经略辽东是明末史的一部分，涉及到明末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而政治、经济、军事这些方面又是贯穿整个明代历史的，明末是其发展和延续。如果要了解袁崇焕的管辖权，要判断袁崇焕在辽东的巨额军费开销是否必要，要知道袁崇焕是否应该承担后金第一次绕道进犯北京城的责任，要明白袁崇焕有无可能成为割据的“辽东王”等等问题，是不能脱离明代，尤其是明末之政治、经济、军事背景的。

以上两点，说起来很容易。然而要准确判断选择史料和全面把握明末时代背景，真是谈何容易，即使是专治明史的学者也未必敢夸下这个海口。虽然如此，却也不能说此问题永远无法讨论，毕竟时代在发展，学问也在长进，许多明末问题专家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结论，而明代之经济史、制度史等等也有了整理。可以说，我们今天对袁崇焕进行历史评价，比之前人有更多优势，只要抱开放之心态，接受意见，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定可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能考中进士当是明代读书人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称其为八股文专家应该不为过。我们评价历史袁崇焕，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其当成职业军人，却是强求古人了。

明代遵循文人领军制度，凡高级军事长官，诸如巡抚、总督、经略、督师之类职位，全部是由进士出身的文官担任，多是挂兵部官职兼都察院官职负责军务，高级军事长官的职位从不常设，完成任务则回京。

有明一代，由于是非职业军人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又从来没有长期担任，所以素质普遍低下。明末几位尚称能战的高级将领，如熊廷弼、孙承宗、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也都犯有过重大失误。事实上，即使是职业军人出身的将军，在明末那般资源匮乏、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够战而胜之，何况完全缺乏军事素养的文人呢？

明末时候，士兵军心涣散、军官贪污成性，部队战斗力低下，这是全国都存在的现象。就辽东明军，边兵还算颇有战斗力，但补给不足，缺饷事件时常发生。此为不利之一。

明代朝堂之上，群臣喜欢空发议论，干涉边事。萨尔浒和松山这两次重大战役的失败，都有朝廷催战的因素在内，明末党争激烈，皇帝崇祯多疑且急躁武断，对于军事决策的不良影响特别大。此为不利之二。

明末整个官僚体系风气非常腐败，主要是党争之风尤烈，朝廷官员分成了两派互相倾辄，不论是非，只管立场。官员们好夸夸其谈，喜唱高调，万历皇帝干脆不理政务，天启皇帝只信任魏忠贤，崇祯皇帝则走马灯一般不停的换内阁首辅，国家战略如同儿戏，朝政一塌糊涂。

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写道：“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还是很有道理的。明末形势，皇帝无能、官僚腐败，这些比战场上的敌人更加可怕，评论袁崇焕者，不可不知明末朝堂之状况，文天祥说过“时穷节乃现”，明末那腐败的官场，能坚持做个廉洁的官员都不容易哩。

从袁崇焕辽东经略来看，他未必有多少军事天才，但其人不循规蹈矩、性格倔强、自负、胆大，甚至爱逞能、独断、又出言无忌，倒是不虚。

袁崇焕当知县的时候，就“以边才自许云”，袁崇焕大概也是自诩多了，竟然受到御史的推荐进入兵部。袁崇焕好言兵，也像我们爱好历史一样，都是业余的。自古至今，历史上好言兵的文人，如赵括般无用的，那是百倍于如王明阳那样成为名将的。

王化贞广宁兵溃后，袁崇焕也没通知自己所在的部门，“即单骑出阅关内外”，回来还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山海关当真靠袁一人可以守住吗？细细想来，这句话就像几年后袁崇焕对崇祯承诺的“五年平辽”一样，只是妄言，当不得真。可是在那时满朝官员都惶恐不安的气氛中，这种豪气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也得到了廷臣的赞许。因为明末的风气是一种变态类的好战，其实大家都清楚，明末大部分官员都是软骨头，但都是好战派，很难理解么？其实不难，这就是人性。

于是袁崇焕以监军的身份来到辽东，明代的廷臣或者宦官监军，没有几个有出息的，袁崇焕作风截然相反。

“经略王在晋令崇焕移驻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辅军，经理前屯衞事。寻令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

袁崇焕“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的确胆大过人，然转念一想，他这个监军，虽然因此而获得了好评，却实在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但由此可见其人性格，在明末官场上相当难得见到的这种独特个性，既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也给他带来了悲剧结局之命运。

不久，经略王在晋和袁崇焕为了是镇守山海关还是镇守宁远而起争执，一直闹到了天启皇帝那里，幸亏大学士孙承宗亲往辽东视察，认同了袁崇焕的主张，并自请督师，罢黜了王在晋。

袁崇焕勤勤恳恳，为宁远城的修筑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孙承宗主持辽东期间，袁崇焕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也有些许透露出来的事件反映了袁的性格。

明史曰：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

这件事在茅元仪的《督师记略》里也有提到，而且记述更加详细。

“是时有杜应魁之兵在台头营。杜应魁者，故辽东备御也，罢官，市酒长安，然其人实悍毅，可为战将。有物色之者，遂坐作声价，必欲得大将方出。给事韩继恩荐为副总兵，招生。所招兵实多百金之士，而索厚粮，部持格不与，遂未免虚伍以养壮士。又时京师有劫略，皆以为应魁所募，乃出之守台头营，遂捕东协副帅。至是言者不已，上敕公会抚臣阅其兵，阎抚军令袁崇焕往，伍有虚者，崇焕斩其人，兵几变。公怒曰，杀人片石，未杀不以请，既杀不以闻，其有无激变帖服不以告，迄今竟不知杀者何人，杀以何事，徒曰奉抚院之令也。监军既可奉院之令而专杀，督师又何烦尚方之剑乎。公向所欲炼崇焕之气而大用之者，此也。”

之所以详细摘录此节，是因为这段历史，和几年后袁以督师身份，持尚方之剑诛杀毛文龙之事十分相似。

袁这次不问缘由，不顾大局，独断专行，越权杀人，虽然事出有因，却不免过于冒昧，以至几乎引起兵变，也不上告孙承宗事情的缘由，而且还自谓“奉抚院之令”，以为杀得有理。这种行为下的动机和心态，大概也是其杀毛文龙时候的动机和心态吧。袁崇焕这种人，眼里揉不得沙子，这种人，其实很可爱。就比如咱们的朱·镕·基总理那样。

袁崇焕对毛文龙的这些不法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这位有道德洁癖的忠臣在还没有正式接触毛文龙之前，就已经定下了应对之策。还在京城期间，阁臣钱龙锡问及如何处理和毛文龙的关系，袁崇焕脱口而出：“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不难看出，驱使他这样做的并不是个人私利，而是个人的道德好恶。他看不惯毛文龙的骄横不法，更看不惯毛文龙对朝廷诏命的阳奉阴违。但无论如何，毛文龙罪不致死，更何况，大敌当前，毛文龙也算是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如此草率地加以杀戮，袁崇焕何其失策。

惜乎孙承宗仅任辽东经略五年，便被魏忠贤排挤下台，取代阉党高第，否则袁崇焕在孙承宗的约束下，或许能磨炼成真正的将才吧。

高第经略辽东，要求一切反孙承宗军事部署行事，欲撤宁远，退守山海关。袁崇焕蛮性发作，拒不受命，在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都撤退之后，仍然坚守宁远城，自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高第也无可奈何。

袁崇焕这次的违令行为可谓冒险之极，虽然宁远数年经营，坚固牢靠，但宁锦防线大部分已经撤离，高第驻守的山海关更不会派遣援军，以一座孤城抗击建州铁骑，想必袁自己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吧。

宁远大捷，确实是有侥幸之处，但意义重大，将此归完全功于袁崇焕也不为过。

如果宁远失守，北京城和清兵之间惟有一座山海关，辽东辽西之地尽归满人，朝鲜被清胁迫几乎无法挽回，从战略上看，明军对清的威胁大大降低，可能的反击彻底化为泡影。即使山海关不会被攻克，但可能在清兵的一次迂回进攻中失守（诸如借道蒙古，进犯北京城，然后夹击山海关）。只要山海关失守，则明帝国必然被迫迁都，这样想来，宁远大捷可谓影响深远。

虽然称宁远大捷，但袁镇守宁远无疑是一次军事冒险，如果失败，战死沙场则无话可说，幸运的保住性命，也难逃军事处分。这样的举动，无论是明哲保身的人，还是胆小怕事的人，都断断乎不会去做的。

我想，名将的素质应该是不将自己和军队置于危险之地，从性格上讲，身处袁的处境，熊廷弼、孙承宗、洪承畴大概不会这么做，但卢象升说不定敢冒险一博。这样的决策，应该是个性使然，倒不见得理性。

接下来，因为宁远大捷，袁崇焕加封辽东巡抚，出现了骄傲情绪，或许也是性格使然——冒险的成功让袁崇焕更加自负了。

“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崇焕以之臣奏留桂，又与不协。”

满桂，良将也，忠心耿耿，骁勇善战。袁崇焕不能容此人，又和王之臣争论不休，朝堂之上议论纷纷，须知经抚不和，熊庭弼和王化贞前车之鉴，袁之大局意识确实不强，或者说，他太急切了。

因为努尔哈赤的逝世，袁派人与皇太极接触，并私自与后金议和。在后金方面，既然无法突破宁远，不若转攻朝鲜，并且巩固内部。在袁方面，趁机修筑城池，收复失地，两方都是虚情假意。

然而议和这种大事，袁崇焕未能请示朝廷，也有违规之嫌，只不过我们已经熟知，袁大将军向来是违规惯了的。不过想想陈新甲的下场，其实请不请示感觉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