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搞出一套东西，成为将来的世界普世价值，不好么？

对公权力的制衡，完全可以通过各部门的相互制约监督，打破官官相护的习俗。弱化党争和路线之争，代之以部门之争，更有利于吏治。部门之间相互找问题，官员贪腐就更加困难，滥用职权、不作为、官道失贞等行为就更容易暴露。

这难道不比“法无授权不可为”强？

“法无授权不可为”，并没有推导出“法有授权必要为”，政府完全可以推卸责任，装聋作哑。后世西方政府信奉在管理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放任自流就有依据了。

历史选择西方文明难道是注定的？无非是后世西方发达了，先制定了标准，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霸权而已。

两人要是在古代就处处学西方，那也太Low了。反正，大唐不能在后世出现一条铁路因为私人反对就修不好，手段残忍的杀人犯还能继续活命，出现重大疫情无法管控，明明是发达国家却治安长期恶化的情况。

就是到了积贫积弱的晚清，西方已经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曾李左张这些人杰，也仍然主张中体西用，难道一定是错的？他们都是傻子么？

他们失败了，不代表中体西用就完全不行。和魂洋才就行，中体西用就不行？要是满清是汉人王朝，是不是结果就有所不同？

至于让全民参与监督的铜簋制度，难道一句“告密成风，人人自危”就抹杀了么？

铜簋制度的本质，就是后世的检举揭发制度，作用又类似后世的摄像头监控体系。后世任何单位，哪怕是一家国企，都设有检举揭发制度。

这就是为何崔秀宁没有限制铜簋设置权限的原因。理论上说，就算是民间商社组织，内部也能设置铜簋！

这的确造成了告密成风，可好处却远远大于弊端。这是对掌握权力资源者的制约。不然，发生了不法之事，朝廷能有那么多眼睛盯着？

后世老虎和苍蝇落马，大半都是因为举报揭发制度起的作用。还不能说明问题？武周时期，反对武则天的那么多，却始终成不了气候，铜簋起了多大的作用？

所以，司妇寺没有越权。因为风月场所本就是司妇寺的管辖范围。要是风月场所不设置铜簋，崔秀宁反而会觉得辛苦这个寺卿当的不够好。

大唐的各种铜簋，都是写有各官衙名称的。有人把举报信投到了司妇寺的专有铜簋，就说明举报者是女子，需要司妇寺保护，难道不该管么？

举报信应该投到什么衙门的铜簋，举报人心裏没数？某人要举报警堂，总不会傻到把举报信投递到警部的铜簋，而是投到御史台或者大安府的铜簋，甚至宪兵司和法部（刑部）的铜簋。

警部可能包庇下面的警堂，可大安府或御史台怎么可能包庇警部？他们巴不得警部出问题好吧。

同样，某人举报学堂，也不太可能把举报信投到主管学堂的礼部，而是可能投到警部的铜簋。而警部怎么可能会替礼部遮掩？当然巴不得对方真出了问题。

就说王期这堂堂礼部侍郎，持强凌弱吃“霸王餐”，不但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还损害了朝廷的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难道没有罪过？这是失贞叛道。

就是对方告他强歼，他也没话说。

你不给钱，那女子当然不愿意，她只是在权势欺压下不得不屈服。一次两次还证明不了什么，可要是多次，还逼得对方举报，那就是实打实的违背女子意愿。要是顶格处理，定为“强歼”也不冤枉。

只是崔秀宁不愿意顶格处理罢了。摄政皇后，还是“宽厚仁慈”的。

崔秀宁很清楚，烟媚为何有胆量举报位高权重的礼部侍郎，这当然背后有辛苦的支持。那么辛苦为何对要对王期下手呢？

也很好理解。

因为王期是朝中保守派要员，而且一直致力于废黜司妇寺，最起码也要将司妇寺变成一个摆设衙门。

在王期看来，朝廷应该把朝中仅有的几个女子官员全部罢黜，让她们不要再抛头露面。

甚至，王期对学堂招收女生也难以接受，打算撺掇保守派官员，奏请取消女子的学堂教育。

这当然严重损害了司妇寺的利益，辛苦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怀恨在心？

她的手段也没有王期那么“冠冕堂皇”，而是利用一个烟花女子举报王期，搞臭对方。

干脆利落的除掉了政敌，还让所有人没话说。

这种手段当然有失光明磊落。但崔秀宁完全没有怪罪辛苦的意思。

古今中外，朝廷中的斗争是绝对不可能根除的。区别只是，这种斗争是何种形式的斗争，烈度有多大，是不是良性的。

党争是最坏的，往往不论是非，只论立场。而部门之争，却是利大于弊。作为统治者，李洛和崔秀宁很乐于看到各部门相互争斗，只要斗而不破，那就是好事。

将部门之权，变专管为主管，虽然会造成一些职权重叠，但根本目的是相互监督，为了吏治，不是为了巩固皇权。

当然，任何举报，都要经过有司调查，举报信还要专门备份。倘若是诬告，那么告密者也会付出惨重代价。

可以说，大唐的官是既好做又难做。

说好做，是待遇优厚，重实干而轻应酬，也不用溜须拍马。说难做，是道无处不在，约束言行举止，不知道有多少眼睛盯着。

就算对上级太过恭敬，说一些漂亮话，也有可能被衞道士扣上阿谀奉承的帽子。

要是对下级动不动发脾气，也有可能被衞道士扣上跋扈专横的帽子。

给某人安排几次不好的差事，就可能被扣上打击报复穿小鞋的帽子。

一把手以权谋私，二把手就准备举报，取而代之了。

举报，成了升官的捷径，名利双收。

甚至，还有一把手策划假贪污，引副手上鈎诬告的。但是因为他无法洗清假贪污的目的，最后副手并没有成为诬告，他反而因为故意陷害而被革职。

举报者当然不傻。

所以官场当中的氛围，越来越没有官场的人情味了，最好是不卑不亢的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越是公心，反而越是舒坦。

私心杂念越多，也就越是痛苦。

很快，大唐官员们就总结出来一个规律：越是德操好的人，就越不容易犯错，越容易升官，也活的更潇洒，因为心境通达，公心便是私心。

于是，官场中出现了宦修。

宦修发源于南京临安，如今影响力越来越大，有渐成道家一派的趋势，和如今已经成为道家一派的武道派，隐隐有分庭抗礼之势。

所谓宦修，就是秉持公心身体力行的修持官道，从而感应天地神灵，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成为一代良臣，就是官道有成，甚至官道大成，生前后世得享天朝气运。

那什么是官道呢？

就是忠、公、廉、仁、能、明、勤、诚、谨，共九字，俗称“九字官诀”。

身体力行，言行如一的修持“九字官诀”，就是宦修了，也就是宦海修道。

宦修派尊诸葛亮为“大成贤良”，以诸葛孔明为教主，开大唐天道教宦修一派。在身份认知上，宦修派认为自己属于不在道庙的道士。

而且，这个派别的崛起，并不是李洛和崔秀宁推动的，完全就是自然而然的产生。只是两人乐见其成，没有干涉罢了。

宦修派以“九字官诀”为真言，以李洛《洪武政要·辑录》、《大道论》，以及诸葛亮《便宜十六策》、《心书》、《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戒子书》、《戒外甥书》这诸葛六书为经典。

还将宦海修道的成就，分为初成，小成，大成三大境界。

宦修的方法是身体力行，实干为主，心修为辅。既通过在做官生涯中的行动，以及静心明志的思考，来达到修炼的效果。

宦修派相信，宦海既是道场，修炼到大成境界，就能身居高位，治国安民，辅佐天子，造福天下，成就入世之伟业，修得出世之正果。从而感应天地神明，享受天朝气运，精神不灭，浩然长存。

可以说，宦修派乃是应运而生，一出世就受到大唐官员的欢迎，影响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