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官营经济之外的私营经济，一定要发达，使得民众大量的交换，才会导致缺钱，然而售卖粮食。

其三，民众经营土地，一定要有利可图，拥有除去租税和自己吃的那些后的盈余，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才能够使得君王所获得的山海的所有权挣到足够的钱，并且这些钱可以转化为君王想要的东西。

针对这三点，田和仔细研读，也终于明白了这三点内容引申出来的种种变革手段和体系道理。

针对第三点，也就是民众经营土地要有盈余这一点，这是基础，也是重中之重，因为农业是工商业的基础，所谓“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

对于这一点，管仲提出的手段有两个，相辅相成。

一个是相地而衰征，也就是考核土地的肥沃程度，制定不同的税收标准，形成差级地租。

而要形成差级地租，又需要做到“与之分货”。

与之分货，也就是用“实物地租”代替“劳役地租”，在齐侯直辖的范围之内，取消“公田”制度，将土地分给民众、所有权仍属于君主，以此取缔民众“公事毕乃敢治私”的劳役地租，用实物地租取代，激发民众的积极性。

放眼天下，秦、魏等地的变革，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套路，而这个“与之分货”的办法之所以不能在更早的时代实行，其实本质是还是墨家所谓的“九重乐土”之中的“善政”之意：生产力不足这样的制度在更古的时候就是恶政，也就是墨家辩数中的“在”——尧的政策我们看着好，是因为我们站在现在去看尧那个时代，所以他可以治理，但如果尧的政策放到现在，他不但治理不能还要变成恶政。

之所以“千耦其耘”，是因为生产力低下，不这样就无法有效的剥削。管仲认为齐桓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完全可以放弃千耦其耘的劳役地租，用差级地租和实物地租取缔劳役地租。

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许久，五公子之争以及随后的田氏之乱，都让齐国这百年的时间不进反退，根本无从实行这样的政策，也无足够的基层官吏去推广，加上齐桓公一代雄主都无法遏制贵族不得不分权高、国两家，这一切美好的想法也只能停留在理论上。

既然说这是一套体系，自然有与之配套的内容。

在解决了农业问题之后，便要解决工商业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等问题。

对此，齐国的学术派认为在征税上，要注意以下几点。

“夫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

也就是说，如果征收房屋税，会毁坏房屋。

如果征收六畜税，会限制六畜繁殖。

如果征收田亩税，会破坏农耕。

如果征收人头税，会导致绝育。

如果按照一家一户收税，这又等同于在优待富豪大户。

这五种税的例子，是说国君可以收税，也可以根基税收的种类，来对国家经济进行调整：想鼓励养马，那就不征收马税；想要促进人口增加，那就摊丁入亩取消人头税……

靠税收政策调节经济偏重、同时依靠国家管控“民之通货”和“民之司命”来宏观调控物价，使得经济发展、君主手中的钱财可以获得更多的实物。

此外，齐国的经济学派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夫民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不行则国之不治，贫富不齐也。”

也就是说，在税收上，还要考虑到贫富差距的问题，要靠税收来调节贫富差距，实行累进税。

比如收取丧葬税，厚葬的人就需要缴纳更多的税，因为他有钱而且不差这点钱；薄葬的人就收少量的税，因为他没钱。

比如根据房屋的豪华程度征收赋税，将这些赋税添加到间接税中，比如山林属于国君所有，那么谁家用的房梁粗大、用的棺木厚重，那肯定要买大木头，所以大木头的价格要比小木头的贵几十倍。

这样，就可以实行直接累进税和间接累进税，利用税收调节贫富，利用货币和粮食管控物价，使得贫富差距不至于太大，也可以使自己手中的财富更多。

为此，齐国的经济学派认为还已经设立“统计局”，这时候的名字叫“国轨”。

“国轨”的职责如“某乡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谷重若干？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重若干而中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曰：某乡女胜事者终岁绩，其功业若干？以功业直时而櫎之，终岁，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别群轨，相壤宜。”

“国轨”统计局不但要进行各个地方的统计汇表做政策调整的依据，还要注意保密，所谓“不阴据其轨，皆下制其上。”

如果“国轨”不注意保密将统计汇表泄露，可能会导致富豪操控物价，利用这些情报获取利益，从而危害到国君的利益。也就是说，国君作为全国最大的投机商和高利贷放贷者，必须要提防商人们知道内线消息。

PS：（国轨，基本上可以视作：理论意义上的中统统计局加国家银行。不是说不合理，而是很合理但是太超前了，超前的实在有点太大，何止是步子太大扯着蛋，这根本就是步子太大胯劈断了……齐国根本搞不成，有一些、一部分搞钱的手段，简单理解就是金圆券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