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如果不用写作业或是背书准备考试，我就去旅行。很长时间以来，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旅行者，我到过不少地方，但是，请不要问我哪里有美丽的风景，甚至不要问我某个着名的大教堂或是博物馆在哪儿，因为我只记得哪条街的商店值得一逛。不过现在，我开始旅行，和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去没有印下我脚印的任何地方。搭一个西班牙人的车子一路去到巴塞罗那；和Benedicte背包一路向北，在极光下面的木屋旅馆里听萨米人唱歌，不懂歌词但听得出伤感；去阿尔卑斯山，和近20个同学在一个小镇酒吧打地铺，滑雪的时候把左手手腕摔断，石膏和绷带上写满了祝福和调侃的话语……只是我走的始终不够远，没办法在旅途中和他不期的浪漫的相遇。这样浪漫的不期而遇，我自己也不相信。

2006年的复活节来临之前，妈妈在巴黎的一座教堂受洗皈依天主教，讽刺的是Jon打小就是圣公会教徒，不过不管了，至少在我眼睛里，他们信仰的差不多。周末，我陪她去了一趟Lourdes，传说那里教堂公园的圣水可以治疗一切残疾和病痛。我不信教，很知趣的站在外面，一直到妈妈拿着大大小小十来个灌满圣水的矿泉水瓶子出来，声称要送给谁谁谁、谁谁谁和谁谁谁。在图卢兹机场上飞机的时候，这些装满无色液体的瓶子不出意料的引来怀疑，被要求每一瓶都打开喝一口。我也帮忙喝，瓶身上印着圣母像，瓶口蹭上了我一点点淡淡的口红印。走上飞机的时候，不知道还来不来的及，有一秒钟时间，我在低头许愿，我要他回来。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盼望他的来信，邮戳告诉我他正穿越欧亚大陆，离巴黎越来越近。同时也害怕。怕有有一天，信里的话变了，或者在我不知不觉间，已经开始变了。我反覆的读那些句子，恨不得拿卡尺来量其中的深浅。

5月份，最后几门考试陆续开始了。除了一门法律，其他都拿到不错的成绩。商业计划的那门课是口试，安排在最后。之后就是找实习，和写论文了。Bouche那张臭嘴照例把我们辛苦做出来的东西好一顿嘲笑，特别是财务方面。我又没忍住，嘲笑回去。从办公室出来，街上尽是反美游行的人群，打鼓的，推童车的，举标语的，大喊：“Bush, assassin.” 好像在暗示我们这门课要当掉了。

最后成绩下来，却出乎意料，我们拿了全班最高的分数。Bouche改了计划书里很多地方，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道：La reve continue. 梦想在继续。当然计划的小组成员最终各奔东西，Mathilde在里昂一个画廊找到工作，Nicolas回到法律界工作。而我请Benedicte帮忙，想在巴黎找一个艺术经理人的办公室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