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郭守云不得不给波拉尼诺夫下了命令，让他的专务司抽出主要精力，严打、严抓相关方面的涉腐涉贪问题……

就这样，在两年时间的自主治政过程中，郭守云真实地感受到了国家建设的复杂性与高难度性：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乃至是一个地区，政府部门以及决策者，就不得不尝试一些全新的政策、全新的方案，而每一个政策、方案的施行，都会连带着引发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会衍生出一些更加复杂，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在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反覆过程中，一个施政者，或者说是一个施政集团，才能逐渐的成熟起来，才能将他们自己的道路走好，走坚实。

就在郭守云大力建设远东政治、经济的时候，联邦尤其是莫斯科的政局，也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出现了一个较为平和的发展局面。

就像郭守云在莫斯科流血事件结束之后所作出的推断那样，哈斯布拉托夫等人的覆灭，代表会议反对派的终结，并没有彻底解决联邦国内政坛的斗争问题，不过相对来说，后起的反对派要比他们的前辈收敛了很多，至少来说，“街头斗争”出现的频率缩减了，由政治斗争所引发的暴力冲突也被杜绝了。

从九四年开始，随着哈斯布拉托夫所领导代表会议反对派的覆灭，随着维克托的去世以及列宁格勒左派的分解，另一个强大的左翼反对派出现在联邦政坛上，而这个反对派的核心力量，就是由久加诺夫所领导的俄共新势力。

九五年初，久加诺夫所领导的俄共与安德烈耶娃所领导的全俄联邦共产党展开全方位合作，随后，俄共七大隆重召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久加诺夫提出：“在当前政治环境下，由于工人阶级四分五裂，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阶级性，因此，同工会合作，成为全党在新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民族的、爱国的实业家以及中小企业者，尤其是成百上千万的小商小贩，都应成为党的联合力量。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大俄共的影响力，久加诺夫还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提议，那就是俄共的联盟者中，还应包括各民族的、各文化的、各宗教流派的团体组织，从而吸引信教者入党。

正是在这一决策的引导下，俄共在七大结束之后，迎来了一个飞速甚至堪称是惊人的发展期，九五年十二月联邦杜马大选，俄共一举夺取了四百五十个杜马议席中的一百五十七个，占杜马总议席的三分之一强，从而一跃成为联邦第一大政党。而在随后的杜马内部推选中，俄共另一位领导人谢列兹尼奥夫出任杜马主席，同时，俄共议员在杜马的二十八个委员会中，占据了整整九个委员会的直接控制权。

而就在俄共重新控制俄罗斯联邦杜马议会的同时，在整个东欧地区，左翼的复兴也成为了一种趋势，在此前一年，也就是九四年，脱胎于匈牙利共产党的社会党，在全国议会选举中一举击败所有对手，夺取了议会全部席位的半数以上。就在俄共全面复兴的同一年，也就是九五年年中，在波兰共产党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博览社民党，一举控制了包括政府、总统、议会三者在内的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从而建立起了一个铁铮铮的“红旗大三角”。

就在这种左翼力量全面复兴的时期里，郭守云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叫大势所趋，因此，在处理莫斯科方面的问题上，他不愿意与久加诺夫等人针锋相对，在更多的问题上，他采取了一种回避性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