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会贵阳城。自永历元年（西历1647年）六月底西军余部攻克贵阳以来，定番州、永宁州等贵州西部诸郡望风而降。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人同是张献忠的义子，人称‘四大将军’，是大西军的骨干。孙可望年岁大，又多立战功，勇猛无敌，军中称其为‘一堵墙’，就是说他一个人就抵得上李自成的一万精骑。张献忠死后，兵力最强的就是孙可望，威望也最高，带着西军余部冲出了蜀中，砍死了明将曾英，入贵州占据了贵阳。老二李定国，本是云南人氏，是个孤儿，流落到了陕西，跟了张献忠，成了大西军中的一员猛将。李定国喜欢读[左传]，效仿关云长，颇晓大义。老三艾能奇，较有谋略，是姜维一样的人物。入黔省后不久病逝。老四刘文秀被喻为赵子龙，有胆有识，为人忠义仁厚，从不随便杀人，张献忠知道他的性格，也从来没有勉强过他。在贵阳，四大将军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进行了商讨。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之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说：“如果将军兴义师来讨伐，云南全省将一鼓而下。”鉴于此，孙可望主张趁机占据云南，李定国则主张归顺大明。他对孙可望说道：“做流贼何日是个头？还是归附朝廷，洗心革面，将来也能博得个忠贞节烈，洗却了贼名。听说明臣们拥立了新皇帝，也不知肯不肯收编我等？义父部下四五万之众，收复中原也是不小的力量。”由于清军入关，张献忠对明朝的态度已有所改变。他在北上抗清前夕曾对部将说：“三百年大明乃中华正统，甲申之变没有亡国是天意，朕死了以后，尔等要归顺大明，不要再做不义之事了。”西军的一连串失利，也使李定国感到自己反明的失误，萌生了想要归附大明的想法。就在孙、李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部下来报，大明兵部尚书，湖广总督堵胤锡前来拜见。明使的突然到来让孙、李二人颇为惊讶，不过孙可望兴趣寥寥，倒是李定国颇为激动，他命令部下大开城门迎接。等堵胤锡轻车简从，来到了城门下，李定国亲自带头，将其迎出城门外，态度很是恭顺。“不知大明天使驾临，定国有失远迎！”堵胤锡拱手回礼道：“素闻李将军通晓大义，胤锡仰慕非常。此来特为结识将军，今日有幸拜识，死而不朽了。”堵胤锡心里清楚；这都是些粗人，必须责以大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勉以忠义，方能折服其心。众将见堵胤锡并不装大，一下子就对他起了好感，李定国旋即带着堵胤锡入府衙，将其引见给了孙可望、刘文秀。让众将重新见过堵胤锡，双方一番寒暄客套后，备下酒宴。不多时，主将都已落座，堵胤锡谦让，坐于客位，三位将军坐于正位。三巡酒后，堵胤锡开门见山的表明了来意。他向众人行了个罗圈礼，道：“久闻诸位将军大名，无缘相见。堵某此来，非为别的，乃是邀请诸位将军匡扶大明，共驱胡虏。”孙可望闷着头喝着酒，一言不语，刘文秀也不做声，心里正做着抉择。只有李定国面露动容之色，他问道：“我等以前罪孽深重，烈皇帝虽非因我等而死，却也脱不了干系，如果归顺，大明对我等归附将士当何以处之？”堵胤锡答道；‘造反之罪，在所不赦，将军想必也是清楚。凤凰山神灵代天行伐，胁从者罪减一等。古人云；社稷为重，君为轻。烈皇帝用人不当，社稷颠覆，也难辞其咎。赋税繁重，民不聊生，天灾**交替而行。百姓被逼而反，也在情理之中。与其追究以往，不如争取未来。亡羊补牢，炼石补天。受我皇封，皆为赤子。再造河山，都是良将。只要众将士洗心革面，重为朱明臣子，朝廷当一视同仁，不分彼此。”李定国闻言大喜，不过仍有一些忧虑：“十万胡骑下中原，朝廷文武纷纷归降。大明养士三百年，何至于此？”堵胤锡答道；“此乃君子小人之分，不足为奇。君子自清，小人自浊，何时不是如此？君子立心为公，小人立心为私。君子为国谋忠，不考虑自身得失，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小人时时处处都为自己身家性命着想，江山社稷都在其次。忠臣烈士不计成败，与胡虏浴血奋战，为的是光复中原河山。汉贼小人卖身求荣，甘为酋奴，为虎作伥，残害同类，不可相提并论也。”李定国点了点头，站起施礼道；“定国请教堵公，何为华夷之辨？何为胡虏，何为中华？”堵胤锡答道；‘九州之内，皆为华夏。九州之外，乃是蛮夷胡狄。华夏乃礼仪之邦，而胡狄无亲，等同于禽兽。彼若接受王化，可变夷为夏。如今异族欲变夏为夷，亡我种族，灭我文化，雉易服，毁我中华衣冠，是可忍，孰不可忍。倭寇凶残，杀人无忌，东虏血洗千里。汉家江山即将沦丧，岂不令人悲哉？’言之泪下，泣不成声。李定国闻言破受震动，也有些心酸：“我等作孽二十余载，也难辞其咎。堵公天人，定国愿归顺大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