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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有些默然。

王锡銮说得确实非常有道理。孙元起只是个物理学硕士，并不是神人，超前百年的见识或许让他能在物理、化学、数学、电子等领域颇有发言权，但绝不是所有领域。像文、史、哲、法等学科，很多时候他甚至不及速成科毕业的半桶水，又如何评判这些领域学者著述的优劣呢？诸如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名物典章等传统学术，只怕他连读都读不懂！

孙元起沉吟片刻答道：“韧盦兄可谓明见万里、智察秋毫，这一点孙某确实有欠考虑，好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孙某准备通过中央学会会长直接提名的方式，先在各领域选出一批年高德劭的荣誉会员，以负责学者著述的品评。史学比如杨邻苏（杨守敬）、王葵园（王先谦），经学比如王湘绮（王闿运）、廖四译（廖平），哲学比如严几道（严复）、梁新会（梁启超）。法律一块孙某陌生得紧，不知韧盦兄有何推荐？伍文爵（伍廷芳）、沈寄簃（沈家本）两位老先生如何？”

王锡銮道：“这两位先生都是在下的老师，本来王某不敢置喙。既然现在孙先生问及，王某就斗胆说上几句。伍先生曾自费赴英国四大法学院之首的伦敦林肯法律学院学习法律，并取得博士学位，是第一个取得英国法律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其后回到香港从事律师工作，很快被港督批准为执业大律师。他曾协助沈先生编订《大清现行刑律》，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刑罚，禁止刑讯，又主编民事、刑事、诉讼法等，结束中国民法、刑法不分的局面，为中国刑法开辟新纪元。所以他作为法学的荣誉会员，绝对是名至实归！

“沈先生博闻强记，遍览历代法制典章、刑狱档案，对我国古代法律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早在前清光绪十二年（1886）就刊行了第一本法学著述《刺字集》。此后，他还陆续撰写了《秋谳须知》、《律例偶笺》、《律例杂说》等十余部书稿。除研究之外，他还广泛从事法学实践，包括担任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等法学职务，以及主持制定《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律典章，堪称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先驱。

“伍先生学成于海外，沈先生植根于本土，一中一西，一洋一土，足以并称我国法学双璧。由他们来评判当前法学界的著述，自然公平公正，无人敢不服。只是两位先生现今都已年过古稀，精力锐减，辛亥年后便退职不再视事。尤其是沈先生，早已久病卧床，恐怕孙先生您——”

“孙某难以请动两位先生出山？”孙元起接过话头。

大佬都是七老八十的前辈，这确实是中国学界的普遍问题，尤其又以文科领域更甚。个中原因除了中国人喜欢论资排辈、尊老敬老的习俗，也因为古代的学术成就需要慢慢积累，而不需要太过惊才绝艳的思辨能力，故而年龄的优势也就显而易见。民间谣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吃过的路还多”“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便是这种思维的具体体现。

曾有人戏谑地总结了文史哲学科学阀养成计划，包括拜入名师门下、获得名校学位、出国留学镀金、执教著名高校、大量撰写文章等等，但最关键的一条却是争取长命百岁。只要你把同辈的学者全部熬死，唯独你岿然独存，你自然就变成了学阀。文怀沙、叶蔓之类之所以能够出名，就是活得足够长，然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但王锡銮这么关心沈家本、伍廷芳的身体和年龄，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孙元起脑袋里忽然灵光一闪，客气地问王锡銮道：“不错，沈先生抱病在床，伍先生退居上海，孙某确实难以请动两位先生出山。韧盦兄作为法学界知名人士，不知有何良策？”

王锡銮态度依然恭谨，语气却略显明快：“后学才疏学浅，并无良策可言，只是从孙先生您借用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来互选会员的思路里，突然想到一种解决方法。”

“哦？”

王锡銮接着说道：“有如孙先生在海外纠合留学生创立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我等京师法律学堂学子熊煜、王克忠、汪子健等人在沈先生捐资赞助下成立北京法学会，是为我国最早的法学会。学会成立之后，曾设立短期法政研究所，积极培育法政人才；编辑出版《法学会杂志》，每月一期。但由于辛亥年底政治变革、社会动荡，法学会的活动被迫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