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印度尼西亚从来都是排华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度之一，从1740年荷兰殖民当局制造的红溪惨案开始，印度尼西亚曾发生过许多起大规模的排斥、屠杀、迫害华侨华人的惨剧。就像1945年11月的泗水惨案、1946年3月的万隆惨案、同年6月的文登惨案、8月山口洋惨案、9月的巴眼亚底惨案、1947年1月巨港惨案，我曾经仔细的研究过这个国家，发现了很多的事情，现在的局面，似乎又要重复多年前发生过的惨剧，闭着眼睛，我似乎已经能够看到那扑面而来的惨烈景象，你能够想象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吗？”唐昱说着，脸色却有些沉重。

“我仔细的考据过历史，现在的印度尼西亚民族，根据别人的考据，其祖先应该是发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省，他们和现在云南省的傣族是同一祖先。在历史久远的年代，傣族的祖先向南迁徒，先到泰国，也就是现在的泰国民族，再向南迁徙到马来亚，即现在的马来民族；再继续南迁到印度尼西亚诸岛，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民族。”

说着，见司徒雷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这才意识到，人家虽然是华裔，却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对于中国久远的历史可未必了解，就像傣族之类，他都未必知道在说什么，不过唐昱还是继续往下说，也没有给解释的意思，事实上，自从到了雅加达之后，唐昱便一直很压抑，他不知道，自己的介入，到底能不能避免发生来另外一个时空的杯具，不知道能不能阻止那个杯具的发生，不过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尽力的组织，黑水国际已经很滞留在印度尼西亚的诸多富商取得了联系，为他们短暂的签署了一份雇傭合同以派遣安保人员对他们进行保护，华人聚居地也多了很多黑水国际的安保人员在出没，以避免突发的暴、乱。

当然，黑水国际做的最多的，就是把印度尼西亚国内此时存在的种种迹象，用他们隐秘的手段获取情报并把这些情报通传给各个华人，劝说他们撤离，像军方秘密特训暴徒准备参与打砸抢的情报，就被黑水国际搞到了视频资料，有这些视频资料在，他们想不相信都难。

对于唐昱来说，他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剩下的，就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如果苏哈拓想要一条道走到黑，那黑水国际也只能舍命相陪，黑水国际最初创立的宗旨之一，不就是要保护这些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人同胞吗？

如此想着，唐昱继续和司徒雷说着印度尼西亚这个名族的历史。

“事实上，据我所知，早在公元10世纪，为躲避东汉时期黄巢起义之乱，许多中国人来到了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巴邻邦耕植。然后到了唐宋时期，因政治原因流落到东南亚的人也不少。到了宋元交替时期，不少宋朝遗臣流亡海外，如宋朝遗老郑思肖就逃居印度尼西亚爪哇。明清时代，明朝的福王子、唐王子则先后越海到爪哇。1683年，一些不愿降清的郑克爽政权将士也从台湾搭船转爪哇，这些都是可以考据到的东西。”

“明代以后，由于中国沿海资本主义的萌芽，海外贸易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化现象，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纷纷渡海谋生。出现了许多肩挑中国磁器到外叫卖的小商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因为这裏的生活条件比中国内陆好而留了下来。之后，又有华人因各种原因，陆续从中国迁来。他们中主要成分为商人、渔民、留学印度尼西亚的学生等等。这部分人主要为男性来到印度尼西亚后，部分人与当地人通婚，扎下了根。”

“然后就是近代工业革命了，在印度尼西亚群岛，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19年占领雅加达后，百业待兴，急需劳力。他们看中了勤劳的中国人。首任总督占·彼得逊·昆认为，这个共和国不论吸收什么民族，必须华人占多数，然后这个共和国才能生存下去，所以，这个公司千方百计地招徕中国移民，甚至不择手段地采用强盗行径，派遣武装船只到中国沿海劫掠人口。可以说，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双方并无大的纠纷，甚至可以说是和谐相处，根本没有太大的矛盾，真正的改变，便是殖民者的到来。”

“不久之后，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来到了这裏，荷兰殖民者从17世纪以来统治印度尼西亚350年。殖民统治者的统治手段不外乎分而治之和寻找统治者的代理人。荷兰殖民者挑选少数上层华人和上层原住民充当其代理人。荷兰殖民者控制的大公司真正操纵价格变化，实行经济掠夺，却让众多从事小商小贩的华人背负操纵经济的恶名，这便是华人与原住民矛盾的初始了，应该说是殖民者特意为之，名曰分化而治。荷兰殖民统治者为把反荷的情绪转卸给华人，不断挑拨原住民和华人之间的关系，以坐享渔人之利。因此，印度尼西亚华裔成为印度尼西亚政局从不间断的集团利益斗争的代罪羔羊。”

司徒雷对这些历史自然不是很知晓，他也没必要知道，他的到来，一来是代表家族声援此地的华人，以增加纽约致公堂在华人中的声望，而来借此和黑水国际搭上关系，为家族谋求新的出路，这才是他的目的，至于历史那玩意儿，草，还是让他见鬼去吧，当然，这句话他现在肯定没胆量对唐昱说出来，反倒要做出一副认真听的模样。

当然，现在的唐昱也没心思关心这些，继续往下说，“这个世纪的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承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手段开始通知印度尼西亚，在日本皇军‘驾临’千岛之国前，他们早已经派遣了为数不少的间谍，渗透到印度尼西亚各地。日本间谍们很清楚看到，要让皇军顺利‘进入’印度尼西亚，上策就是挑拨原住民和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到处散布华人是支那狗（印度尼西亚当局叫华人为支那（Cina）即始于此时），华人是吸血鬼，只有日本皇军才能‘拯救’印度尼西亚原住民，只有日本皇军和印度尼西亚才能‘共荣共进’。当然，原住民中为数众多的有识之士后来也觉醒过来，高举抗日义旗，还有很多华人也加入了这个抗日斗争的行列，但是绝大部分的原住民在当时都被日本的口号所欺骗。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所设下的圈套，对印度尼西亚民族和国家产生长远的伤害。可以说，华人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矛盾，便是荷兰和日本殖民者刻意造就的，而这种矛盾一旦经历了很多年很多代，便成了仇恨，洗不清说不明的仇恨。”

“到了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荷兰殖民者撤离印度尼西亚。华人经济曾有一个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但很快就面临挫折，这个挫折，便是苏哈拓政权造成的。60年代，经过长期策划和准备，苏卡诺总统颁佈严厉的法令P.10，宣布严格限制华人商业活动的10条规定：禁止华人在县以下的所有商业活动。强制华人结束小商小贩的生意，并必须离开县以下地区，由此而掀起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排华反华浪潮。60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进入了苏哈拓执政的年代。苏哈拓为摆脱经济困境，在经济上虽然又放宽华裔的经商限制，在政治上却对华裔实行一系列更加严厉的‘强制同化’的政策。扼杀作为印度尼西亚公民的华裔在其他领域的权益，扼杀其平等的公民权。例如禁止华裔参政参军、关闭华文学校、限制华裔进大学、严禁使用华文；华裔要放弃华文姓名，用印度尼西亚文改名换姓，并在华裔居民证上打上耻辱的记号等等。他们公然违背联合国关于人权的宣言和公约，严重侵犯华裔的基本人权，进一步把华裔族群与其他的族群对立起来，苏哈拓也是罪魁祸首之一，哼。”

唐昱说着便冷哼了一声，事实上，自从苏哈多上台以来，印度尼西亚已经大大小小发生了十多起排华事件。如1963年3月至5月从西爪哇蔓延到中、东爪哇的排华骚乱、1965年至1967年全印度尼西亚性的排华浪潮、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反华骚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各种大小程度不同的反华、排华流血事件此起彼伏，几乎每年都在印度尼西亚各地上演。

1967年靠政变上台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拓，用军事独裁统治印度尼西亚32年，一直在利用华人的生命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所谓反、共“清洗”浪潮中，就有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另有60万名未经任何审判被关进牢里。

只是由于苏哈多政权的基础未动摇过，所以每次排华事件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而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扩大以致动摇其政权目的达到后就平息下去，之后又利用华裔振兴经济。再出现这种状况，仍然这般做法。如此反覆，屡试不爽。在苏哈多执政三十多年期间，广大华裔对之习以为常，感到麻木了，并没有意识到被扼杀了的公民权益，早已潜伏着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了！

司徒雷对这些没有那么深的体会，不过对三十年前的930事件却感触颇深，因为他有几个长辈，便是死于当年的930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