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在的李卫东而言，快速的赚钱积累资本，然后发展自己的事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可没有闲功夫去跟朱士聪或者王海滨之流斗智斗勇。

李卫东也不希望朱士聪那边总是来找麻烦扯后腿，到时候受到了影响的还是李卫东自己。

所以李卫东便借此机会，与朱士聪握手言和，以后双方不要互相找茬，各自完成各自的目标。

换一个角度讲，就算是真的把朱士聪给斗倒了，对于李卫东也没有什么好处，运输公司的一把手也不可能落到李卫东的头上，反倒自己白白损失了四百万美金。

至于朱士聪会变成腐败分子，倒卖国有资产从中牟利，那也是未来的事情。李卫东又不是在拍摄《少数派报告》，不能拿朱士聪未来做的坏事，去指责现在的他。

如今跟朱士聪握手言和，至少能够在短期内解决后顾之忧，李卫东也可以在服装厂大展拳脚。

次日一大早，李卫东便拉着那四台进口编织机，返回了服装厂。

杨鹏一脸郁闷的与李卫东完成了交接，然后灰溜溜的离开了服装厂。

不过杨鹏这个厂长也没有白当，他担任厂长时间虽然不长，但也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是给员工发了一个月的工资。

第二是给服装厂进了一仓库的原材料。

第三就是买了两台没啥用处的国产编织机。

但就前两项而言，相当于是帮助李卫东省了一大笔钱。

杨鹏走的时候，之前买的那些原材料，还有那两台国产编织机，全都留在了服装厂里。

杨鹏倒是想带走这些东西，但这些都是用公款买的，要是杨鹏带走的话，那就是真的侵吞国有资产了。

换个角度讲，即便是杨鹏在交接之前，把这些东西给卖掉，钱也不可能揣到杨鹏自己的腰包里，所以杨鹏对此也并不热心。再加上时间紧迫，干脆就将原材料和那两台编织机留在了服装厂里。

这就是给自己办事和给公家办事的区别。

李卫东是给自己办事，所以一分一毛都精打细算，离开服装厂之前更是挖地三尺，把能带走的通通带走。

杨鹏则是给公家办事，既然是公家的钱，当然就没有必要去计较那一分一毛，离开服装厂的时候，直接拍拍屁股走人，反正之前采购的东西都是公款买的，与他无关。

望着仓库里满满当当的原材料，李卫东觉得，这四舍五入下来，自己又赚了一个亿。

……

会议室中，李卫东指着手里的日历，开口说道：“前些天，由于我不在这里，咱们的生产也一度停滞下来。不过外商那边的交货期限可没有变，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咱们要抓紧生产，才能把进度给赶回来！否则的话，可就来不及向外商交货了。”

会议室中鸦雀无声，一群憨憨照例没有人言语。

李卫东已经习惯了这种开会方式，他接着说道：“我看了一下日历，想要追上生产进度的话，接下来就必须得加班才行。所以这次召集这个会议，就是为了商讨一下加班的事情。”

听到加班，一群憨憨们终于抬起了头，这种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没有人会继续装可达鸭。

现在大多数的国企文化都是朝九晚五，下了班以后选择加班的人，反而会成为同事眼中的另类，说不定还会受到排挤。

然而在五六十年代，加班在国企当中是一种文化，那时加班的力度要比现在的996还要厉害，一旦生产任务来了，那真是吃住在工厂，没日没夜的加班，关键那时候加班还没有加班费，全靠为爱发电。

计划经济时代，加班全靠号召，高喊一声有号召力的口号，便能让工人们舍弃一切，努力加班。加班加累了，号召一下就不累了；不想加班了，号召一下就想加班了。

那毕竟是一个讲牺牲、讲奉献的年代，一个车间先进的称号，一个劳动模范的荣誉，便能让无数人心甘情愿的舍弃家庭，投入到工作当中。

在那个时代，带病工作一类的事情，已经不能算是感人事迹，诸如老婆生产仍然坚持工作、抛下生病的孩子坚守在工作岗位、为了工作没有能够看上年迈父母最后一眼之类事迹，那是数不胜数。

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感人的事迹依旧有很多，也有很多工人会为了响应号召而加班加点。

可对于大多数普通工人而言，靠着几句号召就想让人心甘情愿的加班，已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了，牺牲和奉献越来越像是白嫖的借口，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思想觉悟这东西终究是靠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