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飞这位山东大汉请缨去广西，韦泽就暂时把别的事情放下，专心为第六军建立党委负责制，以及第七军的配置问题做准备。合格的政委并不好培训，这是韦泽的切身体会。能够发动全军，树立起对土改比较正确的认知，已经是近十年积累的过程。

韦泽在选出来的政委培训会议上讲到：“我们光复军的大部分同志都是农民出身，深知农民的困苦所在，都支持均田制度。即便如此，我们到了广东，实施了授田令，建起了自己的工业。有了四五年的实际执行与营运，大家见过名为授田令的土改，知道这个制度是能够营运起来的。有了这些非常感性的体会之后，才能接受提出的土地国有的理性总结。身为政委，身为有政治理念的同志，恰恰要脚踏实地的去工作。我们不要说那些我们办不到的事情，我们进行宣传的时候，要谈的是群众的疾苦，说的是我们能办到的事情，说的是如果用能办到的方法来解决那些现实的疾苦……”

对于这样高度总结性的话，有些政委能听明白，有些明显是不够明白。

韦泽也觉得这些未免太抽象，可他现在是知道所谓高高在上的感觉了。韦泽是真的想亲自带队，可他却不能这么做。太多的事情将他绑在中央动弹不得，在创造一个全新制度的时候，韦泽只能在中央默默的给办事的同志们以各种的支持。

培训还没结束，韦泽下令调查的汇报就上来了。沈心收集到的情报很翔实，郑玉凤少尉在战斗中提出了非常有见识的作战意见，但是排长却浪费了不少时间。若是发现事情不对头的时候部队扔下货物就撤到有利地形固守，说不定整个战斗结果会完全不同。可这个机会却被耽搁了。

在这样的局面下，郑玉凤依旧奋战到了最后，在身受重伤，还有一线希望撤退的时候，郑玉凤放弃了有个可能拖累大家都无法撤退的机会。她选择的是让让吴小花隔着投奔光复军的吕尚阳兄弟撤退，自己留下来殿后，在战斗的最后杀身成仁。

读完了报告，韦泽大笔一挥，所有有关部队指挥的负面内容一概不提。经过对材料的剪切组合，韦泽拿出了一个介绍。郑玉凤与战友们一起面对几十倍敌人的围攻时候始终奋战，排长放弃了生存的机会，亲自殿后。在身受重伤的时候，郑玉凤同志毅然做出了放弃自己生存，拯救战友的选择。战斗的最后更是以军人高度的勇气，义不受辱，杀身成仁。

即便是遭遇几十倍敌军的围攻，依旧有同志突出重围，回到部队。郑玉凤同志与光复军的战士一样，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光复军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用自己的壮烈行动铸就了光复军的军魂！

对资料定调之后，韦泽把剩下的工作交给秘书完成，他自己有点意兴阑珊的坐在办公桌前面。韦泽发现自己变了，如果是以前，韦泽定然会被这悲壮的事情所感动。可不知道何时，这种热血好像消散的无影无踪。韦泽现在非常冷静的剔除掉了所有会引发各方不满的内容，对宣传中选择了维护团结的一个版本。

当然，这个版本并非谎言。所有内容都是真实的，只是这些真实的内容并非所有的真实。以前韦泽上网的时候也骂过“中宣部就是阎王殿”，现在他自己总算是明白了，搞起宣传，想不当阎王殿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把握不住当下的内部矛盾，宣传只会在内部引发矛盾。

韦泽当然对排长不满意，排长想保住货物的心情能够理解，但是这选择就正确么？这明显不正确。同样，即便排长做出了最好的选择，这个最好的选择就一定能让这个排的部队在几十倍湘军的围攻下支撑到援军赶到么？韦泽也不能确定此事。

所以韦泽只能避开这些争执，拿出没有争议的部分出来。只是经历过网络时代的韦泽很清楚，这世界上“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实在是太多太多，他们的癖好就是挖出“内幕”来。然后用这些内幕给宣传塑造的形象抹黑。想到这些，韦泽就觉得一阵头痛。

几十年后的事情韦泽也可以暂时不管。因为当下要紧急处理的事情就太多了。

宣传稿润色之后提交到了军委，韦泽给牺牲的同志定为革命烈士，郑玉凤同志得到了一级战斗英雄的称号。当然，一级战斗英雄需要部队自己上报申请，韦泽只能向部队进行“暗示”。

“我觉得这名单有些人不合适。”脸色铁青的第二军军长阮希浩带着相当情绪说道。阮希浩的弟妹郑玉凤牺牲的消息，是阮希浩看到了韦泽敲定的宣传稿之后才知道的。此时他情绪虽然没有到失控的程度，却也是颇为激动。“别的同志我不说，大家战死，就是烈士。但是排长指挥有问题，我觉得他不能在这个烈士名单里头！”

军委的同志们互相交流着视线，大伙都能理解阮希浩的激动。可明显，这个要求未免有点过分了。

韦泽说道：“阮希浩同志，对于你弟妹的牺牲，我个人表示慰问。而且我也希望你能代表我个人，对你弟弟阮志浩同志表示慰问。”

这种息事宁人的话刚说完，阮希浩就猛地摇摇头，“都督，谢谢您。您亲自定了这个宣传稿，我就很感激了。但是那个排长指挥的那么糟糕，他有责任！他有责任！”

韦泽叹口气，“我没有说这位排长没责任，但是我们定烈士标准的时候，规定的是服从命令，战斗到底，不幸牺牲的官兵，就是烈士。你可以说他作为排长有问题，但是不能说他作为烈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