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证总共花了二十几天时间，我直到出发的前两天才告诉Lyle我要去别的国家出差，而且至少在那里呆两个月。在那之前我们还没有分开过那么长时间。他有点不高兴我没有早点告诉他，而且又是去这么个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新闻裏面，炸弹游行不断的地方。不知道他有没有一点伤感，我有。因为在内心深处，我希望在这两个月裏面忘记他，然后开始新的，更简单的生活。

跟我同行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Senior Associate，名叫Rydian，很严肃的一个人，看起来像上个世纪好莱坞动作片里的硬汉。刚知道我会跟他一起去的时候，这个硬汉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直到我签证下来，并且拿到事务所投保的国际意外险保单，他才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跟我说他去打过预防针了，写给我诊所的地址和接种疫苗的名字，叫我也记得去打。霍乱、痢疾、登革热、脑炎、肝炎，疟疾……要打多少针？我一直很怕医院，小时候打针总是要想些悲伤的事情，怀着一种想死的心情才敢把胳膊伸给护士。现在悲伤的事情现成有的是，我却决定对自己好一点，同样怀着一种想死的心情，不去打针了。

路上总共二十几个小时，先是坐美联航的班机到新加坡，然后转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新德里。飞机降落在成集机场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凌晨两点。走出机舱，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时差、距离、截然不同的气候都在促使我做一些在纽约会很艰难的决定。等候转机的时候，我发出去两封邮件。一封是给Nick的，告诉他我离开纽约了，大概两个月之后回来。另一封给Lyle，“不要跟我联系，至少给我一个机会忘记你。”虽然知道不会马上收到回信，我还是赶紧关机，害怕毫无准备的看到这样那样的字句。

继续往印度飞去的时候，天黑下来，遇到气流和一点环天气，一路上飞机颠簸的很厉害。直到现在，那都是我最惊险的一次航程。乘务员穿着蓝色纱丽，派给我一支梦龙冰淇淋，我说谢谢不要，转头才发现，那个在纽约不可一世的硬汉Rydian正在舔一个粉红色单球冰激淋。我闭上眼睛，认真的考虑了一下如果真的出了空难能拿到多少钱，又想如果这个官司由我来打的话一定可以多敲一点，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我爸妈会很伤心很伤心。Nick也会伤心。而Lyle，我想让他伤心得死掉，当然只是个希望而已。

空难发生的可能性毕竟很小，晚上9点多，飞机降落在英吉拉?甘地国际机场，除了累得要死，我们一根头发都没有少。穿过机场门口由无处乞讨的女人、老人和小孩组成的人群，找到来接机的车子，直接去酒店。酒店是客户定的，一间市中心的四星级宾馆，本身看起来跟中国小城市的四星级酒店没什么两样。但四周的道路和建筑破败不堪，接下来的一整个月，每天晚上都有人在方圆一公里之内修路或者拆房子。清晨天还没亮，不知道哪里的清真寺又响起早祷的声音。我开始连着几个晚上睡不好，白天的工作又宛如肉搏战一样艰难。一个星期之后，Rydian因为喝了一口办公室里的桶装水（之前我们都是喝依云或者Badoit的瓶装水），连拉三天的肚子，留了我一个人跟众阿三肉搏。可能我的身体真的很好，我没有生病，就是嗓子有些哑了。

不过，每天夜里，包括每个稍稍安静一些的独处的时刻，思念向浪潮一样涌过来，吞没我，我还是不停的想他，虽然他很听话的始终没有跟我联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