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票上的诉讼事由是，要求将Caresse交还给父亲照管，同时申请临时禁制令，不允许我在没有孩子父亲监管的情形下接近小孩。禁制令的部分是我没想到的，理由是产后抑郁引起的情绪管理问题让我不适合单独照顾小孩子。两天之后的那个礼拜五在州法院举行听证，申请人，以及被告，也就是我，提交有关理据，经由法庭审批是否签发禁制令。

我没有耐性把那些咬文嚼字颠来倒去的法律术语看完，心裏很清楚，Lyle那一边先发制人了。所谓“厉害”的律师都喜欢这么做，他不跟你争辩为什么B比A更正确，而是直接证明A根本不成立。没有什么比这更像是一篇檄文，不用再多废话，战争开始了。

临时禁制令一般为期三个月，到期后可以申请延期至六个月。如果法庭果真签发了禁制令，Caresse就有可能在Lyle那里住半年之久。我不能总在那里陪她，而这段时间正是开始认人的时候，到禁令期满，她差不多九个月大，想睡觉或是肚子饿的时候会粘着保姆，而不要我抱。美国的法庭并不像中国的那样，没有妇联之类的地方可以诉苦，也并不倾向于把孩子判给母亲，甚至是小婴儿也一样， 这张禁制令不仅仅关系到这六个月的时间，而且在离婚官司裏面也会派上用场，不单能证明Lyle完全有能力照顾好小孩子，还将不断暗示我是个脑筋不正常的、危险的母亲。

不用MacDenton提醒，我很清楚，这场听证的重要性。女仆还有保姆的证词，我在精神科医生那里的就医记录都可能对我不利，虽然我没有造成实际伤害，也主动去看医生，态度可以算积极。但Lyle那方面提出来的要求也不“过分”，要求“监督”而已。我肯定会被要求去做精神科鉴定，医生一般不会给出很肯定的意见，即使结果不坏，也将是胜负对半，只看法官怎么判了。

星期五上午九点半，曼哈顿下城，Lafayette街60号，纽约市家庭事务法庭所在地。我从没来过这个庭，Lyle一定也很少有机会看到Franklin或是Leonard街的路牌，他去过Bangladesh，对加德满都可以说很熟悉，但就像CA说过的，对某些人来说第二十三街以下的纽约是不存在的。

Lafayette街60号是栋灰色的现代建筑，不很新，冰简陋，专门处理虐儿，领养，监护权，探视权，家庭暴力，父权，青少年犯罪之类的案子，似乎所有小孩子的噩梦都集中在这裏。

我带着Caresse一起去的。因为没找到合适的保姆，搬出来之后的头两个礼拜，我去任何地方都带着Caresse。Nick说起过一次，他可以帮我看孩子，就一个上午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说好啊，Caresse很爱睡的，只要看着她就行。但几秒钟之后，两个人都反悔了，他说他恐怕干不了这个。而我脑子里全都是宝宝从床上滚下来，或者杯热水烫到的情景。强迫症，产后抑郁的表现之一，我可能真的通不过精神鉴定。

我在五楼一间办公室外面看到Lyle，那是我们分居之后第一次见面。在那之前，我一遍又一遍的提醒自己控制情绪，一举一动都要小心。我怀疑自己会做不到，但事到临头，反而显得那么容易。

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他走过来俯下身看婴儿车里的Caresse，抬头看看我，我点点头，他两只手拖着她胳肢窝下面把她抱出来，横抱在臂弯里。在他手里，三个月大的穿着奶白色连身衣的Caresse又显得像刚出生的时候那样娇小。

他逗了她一会儿，嘴裏说着：“你变成大姑娘了，Care，还记得爸爸吗？Care？”等等等等。直到Caresse不耐烦了，脸上的表情由晴转阴，眼睛红了，两边嘴角弯下来。他不知道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竖起来抱着，衝着那张粉白的小脸说：“Caresse是大宝宝了，不喜欢横着抱，对吗，宝宝。”

他看着我们笑了，摸了摸Caresse的脑袋和后背，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不错。”我回答，心裏觉得我们可能算得上是最心平气和的原告和被告了。

“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在这裏吗？”他朝我低下头来，看着我问。

我看着他的表情，超然的无所谓的表情，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可能，对于他来说，除了他想要的，他不想要的，其他所有事情都不重要吧。

“不如我们回去好了，律师们可以处理剩下的事情……”他说的轻松温柔，像曾经的无数次一样不可抗拒。

“真的要我提醒你为什么我们会在这裏？”我反问，越过他的肩膀，看到MacDenton在走廊尽头朝我招手，“恐怕没这个必要了，听证开始了。”

法官是女的，不知道会不会对我比较有利。听证的结果跟预想的一样：女仆和保姆的证词真实公正，我有时情绪很坏，有过一次没有实质后果的情绪失控；而我看的那个精神科医生表示，我的确有过典型的产后抑郁的表现，但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

最后的结果是，我被要求接受第三方精神鉴定，法庭将根据该结果作出决定。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为保证安全，Caresse交由父亲照顾，母亲享有每天一个小时探视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