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这场让千万生灵涂炭的大瘟疫，在导致人口数量变化之余，也造成了政治版图的深远改变。

在此之前，高举着十字架与新月旗的两大阵营，已经在西方世界彼此对峙了近千年之久。

在这漫长的时光里，两大阵营彼此激烈攻伐，势力范围也在不断地前进和后退——基督徒发动的前后八次十字军东征，就是十字架阵营的一场强势反击；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则代表着新月旗和沙漠弯刀的辉煌胜利，以及整个小亚细亚和部分东欧的“绿化”。

到了1520年的时候，从亚洲来的土耳其军队，已经完全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遗产，在欧洲打到了多瑙河畔，把整个巴尔干半岛收入囊中，兵锋直指中欧名城维也纳，大幅度地压缩着基督徒的生存空间。

虽然西班牙王国也在同期从摩尔人手里收复了伊比利亚半岛，把入侵西欧七百年的阿拉伯征服者后裔赶回了北非，但无论从土地面积还是政治影响上看，都远远弥补不了拜占庭帝国覆灭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于是，在16世纪初期，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欧洲人，一边被迫在土耳其大军面前步步后退，屡败屡战；一边扬帆出海，试图从其它的战略方向拓展生存空间，积蓄起足以对抗土耳其人的力量。

在本来的历史之中，依靠大航海时代流入欧洲的巨额财富，还有南北美洲带来的广袤土地，基督徒们确实是在维也纳城下稳住了战线，把土耳其人的进攻势头阻挡在了奥地利一线，并且在1683年的最后一次维也纳保衞战之后顺利转入反攻，一步步把土耳其人的欧洲版图，压缩到了伊斯坦布尔附近的一隅之地。

但问题是，在这个被穿越者们极大干扰了的时空里，就在基督徒的生存空间遭到土耳其人的一步步压缩，欧洲人正在顽强挣扎、蓄力反击的节骨眼上，这场消灭掉全欧洲三分之二人口的恐怖大瘟疫，却一下子彻底挖空了整个欧洲阵营的人力资源基础——就仿佛跷跷板的一段被压低到了极点，正要蓄力反弹的时候，却突然被人把跷跷板本身一刀割断……于是，整个基督徒阵营就不可挽回地彻底垮了下去。

首先，作为这场旷世大瘟疫的首发地，西班牙王国和葡萄牙王国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自然遭受了最残酷的打击——塞维利亚、马德里、里斯本、加的斯、巴塞罗那尽数沦为鬼城，西班牙王国与葡萄牙王国的统治秩序彻底崩溃，沦为无数自治的独立小邦，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在瘟疫之中损失了至少90%的人口。

在三十年前才刚刚被基督徒从伊比利亚半岛赶到北非的摩尔人，看到多年的宿敌一瞬间土崩瓦解，立即趁机再次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大举反攻伊比利亚半岛，并且轻易夺回了以格拉纳达为中心的整个安达卢西亚地区——这片土地差不多已经被瘟疫给祸害成了无人旷野，北非摩尔人军队的反攻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然后，摩尔人的军队继续北上，一路沿着地中海攻入了生产橘子的巴伦西亚，一路沿着大西洋挺进里斯本，一举占领了整个葡萄牙，从此基本封堵住了伊比利亚半岛基督徒通往大西洋的海路。

随着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的土崩瓦解，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全世界建立的诸多海外贸易站和殖民地，自然也都成了无根的浮萍，不是自行瓦解陷落，就是变成了独立的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