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的赵吴之战，是奠定定鼎格局，乃至于我们现在历史的一次大战。可惜从史书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柳下越在这场大战里依然没有什么亮眼的功劳，悻悻而归，但他却给后世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战争纪实，那就是《南征记》。

柳下跖虽然在后世戏剧、影像里常以据啸山林的大侠形象出现，但实际上，他出身于鲁国贵族展氏，少年时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能在辩论上将当世的名士孔子说得哑口无言。在其父影响下，柳下越从小便识字，在进入学宫后虽然在诗书礼乐上成绩不佳，但与当时的“史家”“小说家”两派士人接触，耳渲目染之下，文字功底不差，加上他素来喜欢记录沿途山川地理的习惯，便促生了这一本仅有数万字的随军笔记。

值得一提的是，史学界一直有一种“文体备于春秋之末”说，也就是说，后世的纪传体史书、小说、笔记、辞赋、诗词、戏曲，乃至于散文、笔记，都是在春秋之末这不到五十年时间里井喷出现的。其中缘由，一是因为天下趋于一统，临漳学宫建立后，华夏士人有了一个广泛交流的平台，夏商周三代文化得到了总结和发挥，催生了新的思想和文体；其二，纸张的发明，毛笔的改进，乃至于雕版印刷术的面世，使得书写不再是一种昂贵的贵族特权，在纸张这一载体上呈现的内容，也不再是甲骨文、金文的寥寥数笔，或是竹简帛书上的惜墨如金。

而笔记这一体裁的开创者，恰恰是柳下越的《南征记》，在他五十年后的《史记·艺文志》也把他当作为“小说家”中的一员。

综上所述，《南征记》是以笔记的形式按时间顺序书写的，虽然文字略显粗糙，修辞稚嫩，远不及《史记》在叙述这场战争时的用词华丽，恢弘壮阔，也不及左史丘明在《左氏春秋》里的严谨深入。但胜在作者是这场“春秋霸业终结之战”的亲历者，在许多细节上，是史记和左史无法企及的。

当然，从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更主要的是，《南征记》作为柳下越一手持剑，一手持笔的处女作，是他后来创作更伟大作品的台阶。而这场战争里柳下越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也是促使他数年后做下更伟大事业的动力来源。

虽然年代久远，但《南征记》的手抄稿一直流传，柳下氏家族也有较完整的底本，现存的邺城书局影印本《南征记》就是以这本手抄底本为基础，并参较了其余大约六七种流传的版本，对照《史记·柳下越列传》等相关史料，相互校订而成。

如前所述，史学界对《南征记》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但并不为大众所知。将这本两千多年前的古书翻译成贴近大众的白话文，让更多人从另一个层面去了解那个恢弘的时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了解华夏民族的伟大开拓者柳下越的早年经历和心境，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将尽量尊重原文，但在语句逻辑和修辞上会尽量通俗易懂。但出于对历史原貌的尊重，当时的人名称呼、地名等，均按保持书中原文。比如赵无恤，当时只是诸侯，译文便不用后世追加的种种尊称头衔，而是沿用书中柳下越对他的称呼“公”“君上”等，因读者在阅读说或有疑惑，特此说明。

最后，在《南征记》白话文译本成书出版之际，笔者仍然要感谢邺城书局的各位领导的支持，以及柳下家族后人的协助，是你们一如既往的理解，才有本书的诞生！

PS：正好与主线重合，就换种写法，引下番外的开头，仅有一章，之后依然是正常的第三人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