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跟王清歌已经见过一次，性格使然，这回看到余白也不陌生，原原本本说起柯允的故事。

程翠萍曾经是一个三线小城市的中学英语老师，喜欢教书，也喜欢孩子，二十六岁结婚，二十七岁生下柯允，那时的人生完全配得上“静好”两个字。直到柯允两岁，不会讲话，没有对视，她带着他去看儿保医生。

“从前有种说法，”程翠萍回忆，“冰箱妈妈才会带出自闭症的孩子。但是你们看我，我这个人可能是冰箱吗？一点不夸张地说，孩子还在肚子里的时候，我就天天跟他聊天，讲故事，读英语。出生之后，母乳、抚触、早教、运动，一样都没落下过。儿保医生跟我说他疑似自闭症，我当时是真的想不通，真的不能接受。”

余白觉得这场谈话有点扯远了，她们其实只需要了解事发前后的情况。

王清歌大概也有同感，即刻打断程翠萍，问：“柯允没有申请过残疾证吗？”

“没有，”程翠萍回答，“他是 AS，智力正常，语言表达也可以。”

“AS？”余白不懂。

程翠萍解释：“阿斯伯格综合症，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一种。”

“所以一直就没做过相关的鉴定？”王清歌又问，有些不可思议。

“智商和语言都测过，精神鉴定……没做过，”程翠萍摇头，紧接着又解释，“我那时候只不愿意给孩子贴这个标签，希望经过几年特教之后，他还是可以去普通学校读书……”

王清歌又一次打断她，继续问下去：“那他从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吗？比如跟别人发生肢体冲突？”

程翠萍静了静，才点点头说：“有，但都是小孩子之间吵架打闹什么的。”

“能说说最严重的一次吗？”王清歌比较直接。

程翠萍不懂她这是什么意思，答：“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在学校门口看到同学闯红灯，追着人家说要报警，互相有推搡的动作。”

“你确定 ？”王清歌又追了一句。

“确定，”程翠萍正色，“从一年级开始，我每天去学校陪读，我确定，非常确定。”

王清歌看气氛不对，才向程翠萍解释自己这么问的意图。

眼下很现实的一点，柯允已经年满十四周岁了，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这样的重罪，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未成年只是此案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之一，而另一个可能的辩护要点就是精神残疾。

此时的柯允也正在精神衞生中心的封闭病房里等待接受精神鉴定，这个结果决定了他是需要负刑事责任，还是留在那里强制接受治疗。

程翠萍作为母亲总是倾向于看到孩子好的一面，但她作为律师不得不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比如让公诉人翻出旧帐，柯允在学校多次打伤同学什么的，而身为监护人又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真的是那样，不仅对量刑不利，被害人方面提出附加民事诉讼，也有可能增加监护人的赔偿金额。

程翠萍听得哭出来，说：“没有，真的没有，你们可以去学校里了解，或者就问问这栋楼里的邻居，他们都是孤独行星的学员家属，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一起吃饭，一起出去散心。柯允是个怎么样的孩子，他们都很了解。我的确对不起翟老师和他家里人，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就会出这样的事情！”

余白觉得王清歌跟当事人家属谈话有点像警察预审，只好出来打圆场，挑了个自己没明白的知识点，向程翠萍请教：“阿斯伯格综合症是不是通常说的自闭症里的高功能？”

“不是，阿斯跟高功能还是不一样，”程翠萍抽了张纸巾擦了擦眼泪，平静了一点，“这两种智商都能在 70 以上，但高功能的自发性语言非常少，大肌肉动作没有问题。阿斯正好相反，话痨，动作不协调。”

跟余白推测的一样，程翠萍久病成医，对孩子的病有深入的研究。

“你刚才说柯允会因为想要纠正同学的行为，跟他们起冲突，这也是阿斯的特征吗？”余白又问。

王清歌听到她这句话，飞快地看了她一眼，应该也是懂了她的用意，余白却只是静静等着程翠萍的回答。

“有句话说，”程翠萍缓缓道，“自闭症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阿斯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活在其他人的世界里。他们有模仿和互动的欲望，但又有自己相信的一套规则和标准。”

余白听得出来，虽然程翠萍刻意避开了冲突两个字，但还是确认了她的猜想。

现在的问题是，柯允突发的暴力行为究竟是为了纠正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