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田信长于永禄十一年（1568年）九月进入京都，次年（1569年）十月平定伊势，此后隔了仅仅半年，1570年的四月，浅井长政突然撕毁盟约，从背后袭击北伐越前的织田军，六月爆发了姊川之战。

在将军足利义昭看来，信长是必须要打倒的势力，因为他野心太大，完全不把幕府将军放在眼里，不肯相助他恢复室町幕府往日的荣光。然而室町幕府往日的荣光又何在呢？足利义满时代一去不可复见了，即便恢复到足利义政时代，也即“应仁·文明”之乱以前的局势，所谓幕府将军，也只不过受各地诸侯名义上拥戴的共主而已。诸侯们大多聚集京都，对幕政指手划脚，党同伐异，而将军的作用只是维持和平局面和势力平衡罢了。反正，只要将军本人的荣华富贵不受威胁，谁做管领，谁做重臣，都是无妨的。

足利义昭心目中幕府的“太平盛世”，大概也就这样了吧，这个人虽非废物，却实在没有什么政治远见。

然而织田信长却不同，信长想用武力来平定乱世，开创一个不同于室町幕府的新的统治政权。信长的思维敏锐、爱憎分明，这在除《信长公记》外的另外两本重要历史文献——《言继卿记》和《日本史》中，都有着详细而生动的描述。三部史料分别从武士、公卿、传教士三个截然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勾勒出织田信长的全貌。

“公家眼中信长”

《言继卿记》是一本日记体的着作，其作者为与织田信长关系最为密切的朝廷公卿山科言继。

当时的日本贵族，家系等级高低划分得很清楚，家格不够高，是无法就任高级官职的。主要的区分如下：近衞、鹰司等“五摄家”，其子弟最高可做到摄政·关白【代天皇执掌政务的重要官职，天皇年幼时称“摄政”，亲政后称“关白”，也即诸事都必须关白（原意为告知）此官的意思。】；三条、菊亭等“九清华家”，其子弟最高可做到正、从一位的太政大臣；正亲町、三条西等“三大臣家”，其子弟最高可做到正三位大纳言；河鳍、滋野井等诸多“羽林家”，其子弟最高可做到从四位近衞中将；劝修寺、万里小路等诸多“名家”，其子弟最高可做到从五位侍从。

以上所述这些家族中接近半数都出自藤原氏，其中“五摄家”全都源自藤原氏的分家“北家”。山科言继乃是藤原氏的庶流，就家格而论属于“羽林家”。

山科言继从信长出生前就与胜幡织田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天文二年（1533年），也就是信长诞生前一年，七月份，山科言继和飞鸟井雅纲两位公卿受邀前往尾张，教授那些乡下人和歌和蹴鞠（踢球）技艺，受到织田信秀的盛情款待——当时言继二十五岁。

言继长年为了朝廷的财政复兴而四处奔走，他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向各地诸侯募捐，二是请求诸侯们恢复朝廷的“御料地”，也就是被侵吞的朝廷的地产。大部分情况下，他的努力都会化为泡影，不是碰上战乱，就是蹭一鼻子灰，只有织田信秀等少数战国大名对他礼遇有加。基于这一层关系，当织田信长上洛以后，朝廷就派当时就任权（权即额外之意，指超额多设的官位）中纳言的山科言继担任“武家传奏”，负责和织田信长联络、交涉的工作。

信长于永禄十一年（1568年）九月上洛，山科言继和他的初次见面是在十月六日，地点为京都的宝镜寺中。当时足利义昭刚从岐阜立政寺迁居过来，于是言继安排义昭和信长觐见天皇，指导他们应该穿着的服饰以及在觐见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礼仪。

信长随即就离开京都前往西面的摄津国追击残敌，归来后不久，十月十四日和十七日又两次与言继见面。第二年是永禄十二年（1569年），从二月七日开始到四月二十一日，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人会面多达二十七次。信长通过言继与中纳言叶室赖房、左少辩日野辉资、参议持明院基孝等多位公卿相见，在朝廷中打通了人脉，给天皇、贵族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言继的描述中，信长是个很和蔼可亲的人，“尊王”之志非常诚恳而迫切。虽然他也很明白信长是想利用朝廷来制衡室町幕府，但在自己的日记中当然不会有所提及。当年九月份，朝廷打算为先帝——后奈良天皇——举行第十三回祭祀法会，请求诸侯们募捐，山科言继不顾六十一岁的高龄前往三河去拜会德川家康。当路过崎阜城的时候，他受到了信长的热情款待，信长还许诺说：“万一德川氏的献金数额不如尊意，我会再捐出两百贯来让您带回京都去的。”为此还专门立下了文书。

信长毕生，给朝廷进献的金钱和宝物数也数不清，然而当朝廷要求恢复被武士们强夺走的“御料地”，比如西冈宝菩提院的领地、丹波国新屋庄的领地等等，信长却坚决不肯让步了。当言继因为后一件事亲自前往岐阜城拜会信长的时候，信长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但同时赠给言继二十贯钱，并且好言抚慰说：“事情还可商量，等我明春上京时咱们再做决定吧。”

当然，这“再做决定”只是空额支票，信长可以把朝廷供奉起来，可以让贵族们吃喝不愁，却不会让他们重新占有大量地产的。只是在面对武家传奏的时候，劝修寺晴丰之流害怕信长的威势，往往是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山科言继则要轻松得多，信长似乎完全把他当成一位父执辈来关照。

正因如此，言继在自己的日记里说了信长很多好话，同时在朝廷中，他也为了信长的利益，为了弥合朝廷和信长间日益明显的嫌隙而不断努力着。

“传教士眼中的信长”

《日本史》的作者路易斯·弗洛伊士乃是天主教耶稣会的教士。天主教最早在天文十八年（1549年），也即信长十六岁的时候传入日本，很快就发展至数十万信众。织田信长上洛的时候，弗罗伊士正居住在京都，开展传教活动，他记述了织田军的严明军纪给当地居民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并且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一名士兵掀起一妇人的头盖，想要一窥该妇人之容貌，此情形恰被信长所见，信长当场即将该士兵处死。”

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想要顺利传教，就必须和当地的实权派搞好关系。在传教士们进入畿内以后，他们首先想到要打招呼的乃是摄津守护三好义继，还有佛教的大寺院——比叡山延历寺，在得到上述两者的允诺以后，才可以对贵族、武士和百姓传教，才能开设天主教堂。现在既然畿内的统治者换成了织田信长，传教士们当然必须前往趋奉，就在这种背景下，弗洛伊士见到了信长。

他当时料想不到，自己竟能得到信长的赏识，此后得以长时间跟随在他身边，见证一段历史的变迁。他更料想不到，这个前此从未接触过天主教的日本大名，竟然会对这种远来的宗教抱有极大的好奇心，并且丝毫也没有排外的情绪存在。

日本原本并没有本土宗教，大约六世纪的时候，佛教传入日本，很快就生根发芽，并且长成为繁茂的大树。此后日本贵族为了保护本土文化，又创造了神道教，不过神道教在相当长时间内缺乏完整的体系，只是一种信仰而谈不上是宗教。并且日本的佛教和神道信仰逐渐融合在一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很难加以区分了。

在接触到天主教以前，信长本人并没有明确的信仰，不过当时的日本人大多兼有佛教和神道信仰，信长也不例外。在桶狭间合战前后，他都前往热田神社及其分社祈祷，他为死谏的宿老平手政秀修建政秀寺，请着名的禅僧开山泽彦来当住持，并且向泽彦请教，为新的主城定下“崎阜”之名。说信长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恐怕是不准确的，但他并没有明确和坚定的信仰，这却应该是事实。

正因如此，信长相比佛教或神道信仰坚定的日本人来说，更容易包容甚至接纳天主教等外来宗教，况且他骨子里就喜欢新奇事物，对于那些卷毛高鼻的南蛮人【因为最早来到日本的西欧人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其后是英国人和荷兰人，他们都是经东南亚北渡到日本的，因此日本人误以为他们的国家也位于南方，就称其国为‘南蛮国’，称这些西欧人为南蛮人。】，以及他们所讲说的奇特的道理，全都很感兴趣。

在上洛的当年，信长就允准了传教士们所请，拨给京都四条的一片土地盖建教堂，并且起名为“永禄寺”。比叡山延历寺的僧侣闻听此事大为恼火，于是向朝廷提起诉讼，称：“以年号为寺名，乃是无比的殊荣，全日本寺庙也只有我们延历寺有资格并且也得到了这种殊荣，南蛮邪教，怎敢与镇护日本的延历寺相比肩呢？”信长无奈，只好将永禄寺改名为南蛮寺。

拉回来再说弗洛伊士对信长的描述，他在后来在写给耶稣会的信件中这样描写信长的外貌：“他是尾张国三分之二殿下（指织田信秀）的第二个儿子，统治日本的时候三十七岁（指姊川合战当年）。此人个高而瘦，毛发稀少（相对于欧洲人来说，亚洲人当然毛发稀少啦），语速很快。”

弗洛伊士的这些信件，后来被集成《日本史》一书。此外，在信长死后才来到日本的西班牙商人阿比拉·西隆创作了一本《日本王国记》，在其中则这样描写信长：“他的体格很好，在日本王侯中属于较高身材，四肢匀称。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高鼻梁，小麦色的肌肤，须发稀疏，神经极其坚韧。”

《日本史》中对信长的性格描述则为：“他极度好战，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脾气非常暴躁，但同时充满正义感，时而显露出慈悲平和的另一侧面。他从不以对方的出身高低来改变自己的态度，往往和卑贱者交谈甚欢。他重视名誉，城府很深，经常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喜欢独断独行的信长，蔑视一切传统规则，也很少听从部下的谏言——这也使其深受部下的敬畏。他很少饮酒，轻视全日本的王侯，在与别的王侯说话的时候，习惯采取俯视的态度，仿佛对待自己部下一般。”

“石山战争的开端”

《日本史》和《日本王国记》中，都罗列信长的爱好如下：“他喜欢名茶器、良马和好的刀剑，喜欢放鹰捕鸟（鹰狩），喜欢观看大力士们的裸体相扑……”

他们遗漏了信长对幸若舞《敦盛》和南蛮物的爱好。《敦盛》咱们前面已经提过了，而说到对南蛮物的喜好，对于喜欢新奇事物的信长来说，也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吧。据说天正八年（1580年），信长曾在传教士欧冈蒂诺处见到了一个绘满花纹的圆球，“这是什么？”信长好奇地问道。欧冈蒂诺回答说：“这是地球仪。事实上，我们所居住的大地不是平板一块，而是一个球体……”

传教士正在琢磨该怎样向信长灌输地球是球体的知识，信长却打断他的话，点头说道：“原来如此，很有道理。”随即指着地球仪问：“哪里是日本？你的国家又在哪里？”他这种完全超越于传统认知之上的敏锐的洞察力，使欧冈蒂诺大感惊异，就此认定信长不是普通的日本王侯，他是个天才。

信长这种天才是不受传统制约的，因此对于日本传统的、影响到几乎全民政治经济生活的佛教势力，他一度持打压态度。且说在姊川合战以后，信长回归岐阜不过才一个月，八月二十日再度发兵西进。他此次进攻的目标为野田、福岛（都在今大坂市内）等城砦，那都是“三好三人众”与斋藤龙兴在得到本愿寺、浅井、朝仓等势力的暗中支持下，攻入摄津国而修筑的堡垒。

二十六日，信长在天王寺布下本阵，指挥大军包围了野田和福岛两城。细川昭元、三好长逸、斋藤龙兴、长井道利等敌将虽然聚兵号称八千，却多是乌合之众，龟缩在城中不敢出战。守城诸将中香西佳清与三好政胜两人早就暗通信长，在阴谋败露后，于二十八日逃出城去，前往天王寺谒见信长。这一事件使城守军士气更为低落，被迫提出和谈的请求。但信长希望经此一战，可以基本上解决三好残党问题，因此拒不应允。

野田城往东南方不远就是石山本愿寺。本愿寺虽然尚未与织田军正式交兵，却暗中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支援野田城，使信长大为恼火。且说一向宗的僧徒是不禁婚娶的，本愿寺的显如上人就曾于弘治三年（1557年）和江南的六角氏结为姻亲，又在永禄九年（1566年）和朝仓氏达成和议。在这种情况下，显如上人想要与信长作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信长知道自己迟早都要和那些可恶的一向宗和尚交战，但他习惯于先礼后兵，尽量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于是致信显如上人，要他交纳贡钱，作为织田军的军费。其实信长并不在乎这一点点军费，他的目的是要威胁本愿寺，使其放弃对三好、六角残党，以及朝仓、浅井等大名的支持。他要显如上人立刻表态：“支持我，还是与我为敌？”然而显如上人却毫无转寰余地地一口拒绝了。

就这样，谈判破裂，双方正式交锋。

九月十三日深夜，石山本愿寺内警钟突然鸣响，划破寂静的长夜——信长在明瞭了显如上人的真意以后，为防对方增援野田、福岛两城，决定抢先下手，终于对这座宗教圣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织田军动用了大铁砲（大口径火枪）轰击本愿寺，显如上人则派根来、杂贺、汤穿等纪伊国擅长使用铁砲的家族，以成百上千梃铁砲与织田军对射，一时间硝烟弥漫，震动天地。

激战中，织田军的先锋、铁砲大将佐佐成政身负重伤，野村越中守战死。毛利秀赖和兼松又四郎虽然杀死了敌军下间丹后守麾下骁将长末新七郎，却因一片混乱而无法割下首级。“石山合战”的这一场序曲虽然激烈，可谓势均力敌，谁都没能占到便宜。

说实话，信长在此时和本愿寺开仗，时机选择得并不好，因为朝仓、浅井联军就在背后，此时再在摄津方面大动干戈，这种两线作战会使织田军捉襟见肘，应接不暇的。一时的急切和愤怒，使信长走了一步错棋，当然，他料想不到这场战争竟会如此旷日持久……

“硝烟京墼”

为了救援三好残党和石山本愿寺，浅井、朝仓联军于九月十六日再度大举南下，杀入坂本口。这一险恶态势，是信长预先未能料到的。守备宇佐山城的织田方大将森可成立刻挥军与敌交战，虽然取得了一场小战斗的胜利，却在次日被敌人分割包围，壮烈战死。

森氏是织田家重臣，森可成勇猛善战，曾因抵御侵入东美浓高野口的武田军而被信长誉为“天下一流的勇士”。森可成的战死，对织田军是一个重大打击，信长被迫放弃对野田、福岛两城的包围，并且脱离与本愿寺兵马的接触，以柴田胜家、和田惟政等将殿后，匆忙退回京都。

打败森可成的浅井、朝仓联军，很快就攻陷了宇佐山城，然后长驱直入，纵火焚烧大津的马场、松本等地，二十一日杀至京都附近的醍醐、山科地方。二十四日，织田军再度从京都出发，迎战浅井、朝仓联军。联军即在比叡山内的蜂峰、青山、局笠山等地布防，严阵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