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立禁榷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那时诸州商税约为七十五万贯，而茶利在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五百余万缗。庆历之后，法制渐渐败乱，私贩公行，所以朝廷便逐渐罢了禁榷，行通商之法。之后商人可与茶户私相贩售，乃至地方截留茶利，这四十多年来，朝廷的茶利一年不如一年，大有悖于朝廷取利之道。”

福宁殿上，蔡京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之前他立足未稳，兼且尚未计议成熟，所以改革茶法的建议一直未曾被采纳。如今他既然已经成为当朝首相，底气便足得多，再加上事关赵佶最重视的财政，他有十成的把握能够得到支持。

“嘉佑通商法之所以在屡屡被人抨击的同时还能在东南一带通行，只不过是因为当年用兵西北，以茶折中而使得茶利大减，朝廷在万般无奈下方才废了禁榷，以通商取而代之。那时我朝在西北用兵，为了尽快调拨军粮而囤积了大批茶叶待售，由于数量众多，茶叶一旦无法按时售完，则必将变质，所以其价便被大大低估了。商人只须往秦陕输送少量粮食便能得到大批茶叶，于是茶利大减乃至于亏损，这才不得不用通商法。但是，仅仅是茶利这一条，便使得岁收少了数百万贯，所以不可不改！”

一番话说得赵佶悚然动容，就连其他在场诸人也觉得心中一跳。从赵佶登基以来的诸多措施来看，这位皇帝对于财政看得极重，每年平白无故少掉了数百万贯的收入，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忍受的。不同于其他人的沉默，张商英却忍不住了。

“早在熙宁四年，神宗皇帝便曾经召集王荆公等人商议茶法，最终也确实认为之前的茶法是因为西北用兵而坏。而以王荆公的远见卓识，尚且在其《茶商十二说》中力陈茶叶延边入中之害，以为通商法不可轻改。如今也是一样，国用虽然不足，却不可贪一时之利而改已行多年之法。蔡相，民生民计才是最应该考虑的。”他素来坚定不移地推行新政，对那些打着新政的幌子排除异己的人颇有微词，此时不免将真话倒了出来。

想到蔡京早年和自己的书信往来以及其中对茶利流失的耿耿于怀，高俅明白此时自己再也不能保持缄默，毕竟，若是真的让蔡京在十年之内三变茶法，民间的反应肯定会极大。与其如此，长痛不如短痛，还不如一次改到位，免得一次次来回折腾。这几年来，他和宗汉就茶法讨论过多次，而后吴广元等人加进来之后更是又添加了诸多设想，所以他早已不似当年那般懵懂。此时他正想说话时，蔡京又抢着开口了。

“茶法之所以要改，同样是为了民生民计。赈灾需要用钱，用兵需要用钱，朝廷的运转同样需要用钱，既然朝廷不能增加赋税，便只有从那些富商豪贾收取。他们贩茶一转手就是几倍的利，于是可以蓄奴上百，坐拥豪宅美妾，而寻常小民百姓却得为争温饱而劳碌，朝廷恤民乃是根本，怎可一味如此？”大义凛然地抛出了这一通大道理之后，蔡京方才朝着御座上的赵佶深深一揖道，“臣自然蒙圣上授以权柄，自然需得殚精竭虑，倘若每年岁收能增加这数百万贯，则朝廷在诸多大事上便可宽裕得多了。”

“朕明白了。”虽然仍有诸多顾虑，但是和乃父神宗一样，赵佶早已被财政搅得焦头烂额，巴不得能够一夕之内使府库殷实，此时便点头认可道，“元长之前的奏疏朕全都看过，但是，既然要改便需更加仔细一些，你回去重新把一应条例重新整理一遍，届时就那些法则再行商议。”

得到了赵佶的首肯，蔡京自然是志得意满，连忙躬身答应。一群人退出福宁殿的时候，他便故意落后几步，低声对高俅道：“刚刚伯章似乎还有话没有说？”

高俅沉吟片刻，这才解释道：“我只是想起了元长公当年和我通书信时提起的事。这样吧，此事我还有些看法，若是元长公晚上无事，我想过府商议一下，不知你意下如何？”

“好，那我便恭候伯章大驾了！”蔡京敏锐地听出高俅并无反对之意，欣然应承了下来，“索性待会你就不用回去了，直接到我那里用了晚饭，也好弥补了那一次被人打扰的兴致。”

高俅情知蔡京指的是前次在遇仙正店的小酌，不由莞尔一笑：“那就依元长公所言，待会我差人回去通知一声，若是错过了宿头，说不定就在你府上叨扰一夜了。”

料理完一天的政务之后，高蔡两人便同乘一辆马车离开，这一举动自然引来不少官员侧目。不过，如今高蔡既已联姻，旁人自然不好多说什么，只是几个台谏官看到这场面不禁连连摇头，就连宗泽也不禁忧心忡忡。

由于事先知会，因此蔡夫人吕氏对高俅的到来并无几分惊讶，亲自出来打过招呼之后，她便知情识趣地回避了开去。酒菜俱备的时候，房内除了一个心腹家仆在旁伺候，便再无任何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