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企图利用收编的南宋军队去对付明教徒，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结果却适得其反，汉人的地方军阀都不愿意为中央政权卖命，而锺明亮则利用游击战左右逢源。

一位将军的官方报告中称：“（明军）出没叵测，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至，围攻则兵力不敷，岂可以寻常草寇视之栽。”帝国在中国南部的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在这一关键时刻，锺明亮于1290年的离奇暴毙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据明教官方档案记载，锺明亮是在练习波斯瑜伽“天地转换法”的时候，因练习方法错误导致内分泌紊乱而引发猝死；但也有学者怀疑，锺明亮之死是明教内部大清洗的结果：在锺明亮死前不久，曾在波斯总教学习系统神学的二十八个特派使者，以“真正的明尊弟子”自居，取代了锺明亮的权力，并将其架空后排挤出权力中枢。

因为精神压抑和神情恍惚，锺明亮才在练习瑜伽时出了问题。

在锺明亮死后，忠于他的许多骨干分子被肃清。

以王鸣为首的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掌握了实权。

锺明亮的死成全了他的名声。

不久，因为黑龙江地区哈丹叛乱的平定，腾出手来的元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战术将匪区层层围住，并缓慢推进。

历经将近一年的围剿，1291年，似乎大局已经注定，明教势力被团团围住。

忽必烈调兵遣将，要在自己死前将这个心腹之患一劳永逸地清除。

然而，中国武术再一次展现了它的威力。

明教的三万精锐军队浴血奋战，终于成功实现了从三十万大军中的突围，并展开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逃亡。

这次史诗般的逃亡历时一年多，行程为两万五千华里（约合6000英里）渡过了几十条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严酷的大雪山，经过荒凉的草原和沼泽地区。

行动的规模、路程的遥远、环境的艰苦和意志的坚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

元朝的军队一再追击拦截，然而在内部的派系斗争的制约下，始终不能达成协调一致的军事合围，因而总能让明军及时逃脱。

一年后，长途跋涉的明军——此时已经只剩下三千多人——到达中国西北部的昆仑山地区，将携带的“圣火”点燃在海拔6880米的布格达板峰上，并将其命名为“光明顶（the Summ it of Light）”教主石元有一首着名的诗歌描述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昆仑千里雪，熊熊圣火尽开颜。”

从此以后，光明顶熊熊燃烧的圣火成为每一个明教徒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撑。

圣火不会熄灭，明教不可战胜的神话迅速传播开去。

在这次远征中受到磨练的一批青年战士，如阳顶天、殷天正等人，将成为明教在下一个世纪中兴的领导人物。

但是这次远征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我将在下几章中逐一分析。

目前要指出的只是其中一项：在艰难的跋涉中，明教发生了分裂，圣物“圣火令”遗失了。

“圣火令”是六块合金制成的金属牌，上面有一些古波斯武术的铭文，起源已不可考。

它们在明教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圣杯”而远比圣杯更为现实。

其对于教主合法性地位的意义可以说类似于中国的“传国玉玺”或者日本的“三神器”从理论上来说，谁掌握它就会被宣称了“正统”明教在逃亡的过程中，在遵义府召开了会议，王鸣由于领导作战不力被迫下台，原光明左使者石元成为第三十一代教主。

王鸣对新权力中枢充满了怨恨，拖延着不肯交出圣火令。

不久，在四川境内，一场蓄谋已久的分裂运动开始了。

王鸣及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脱离了大部队，建立了西路军，并以圣火令为号召，宣称自己才是明教教主。

然而在王鸣能够挑战石元的教主地位之前，这一支分裂的队伍已经被趁机偷袭的蒙古骑兵所击败，被迫退向西康和青海地区。

王鸣丢失了军事底牌之后，短暂的分裂运动走向了彻底破产，圣火令也无助于改变他的劣势。

不久，西路军大部和明军主力会师，王鸣及其亲信逃回波斯，圣火令回到了波斯总教的手中。

后来历届中国教主都曾派人去波斯总教交涉，希望能够迎回圣火令。

但是总教方面仍然以“历史问题未曾查清”为借口不肯交还圣火令，作为对中国明教的要挟。

圣火令的失落给明教教主的合法性和继承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的确，一个强势教主——如阳顶天——的权力并不会因圣火令的失落而受到影响，但当他死后，由于缺乏圣火令的绝对权威，在继承问题上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分歧而引起纷争。

我们将在第六章叙述这一隐患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

无论如何，自此以后，明教就将总部设在人迹罕至的昆仑山光明顶上，那里他们不用再担心元军的围攻：一般的士兵想要活着到达这个高度都很困难。

但是很快，他们就会为自己找到更加棘手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