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洲和西亚所发生的不同，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真正的宗教战争。

在此意义上，历史学家们常常为我们描绘出一副各大宗教共存的和谐画面。

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却忽视了若干宗教及其变种常常被用于政治反叛的事实。

作为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在最初即是二世纪末的内战中，农民起义者们所发明的意识形态。

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天国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也注定要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三世纪诞生在巴比伦的摩尼教，因为曾影响了圣奥古斯丁而为西方的读者所知晓。

但与之在东亚的影响相比，这一信仰在西方世界的流传不免相形见绌。

在七世纪末传入中国后，摩尼教很快就成为了起义者手中的工具。

由于信仰光明与黑暗两大势力的斗争，摩尼教徒往往将现实的政治秩序视为黑暗力量的代表，而奋起反抗。

而“光明之王”即将出世的弥赛亚主义，也给了摩尼教徒前赴后继的动力。

但是如果把中国的摩尼教徒视为单纯的宗教狂热，恐怕过分高估了中国人的宗教热情。

事实上，许多摩尼教徒无法区分自己的宗教和祆教或佛教间有何本质区别，宗教教义不过给世俗的政治诉求披上了一层信仰的外衣。

在蒙元征服之前，摩尼教是中国历代王朝所严令禁止的对象，但只有局部的影响。

在汉语中，摩尼教的称呼近似“魔教（the Cult of Devil）”在中国人心目中造成了恐怖和邪恶的印象。

摩尼教试图改称“明教（字面的意思是：光明的宗教）”以改变自身的形象，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效果。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明教是世界摩尼教运动的一部分，必须接受波斯的总教会的命令，在后者的指导下发动革命以迎接“光明之王”的到来。

1120年，在教主方腊（译者按：原文称Fang Xi，疑误）的率领下，明教徒曾经在浙江地区发动过一次影响较大的暴动，被称为方腊起义。

郭靖的祖先、武术家郭盛参加了镇压起义的政府军队，在战斗中被明教徒所杀死。

《九阴真经》的作者、武术大师黄裳也参与了对明教的镇压，并在格斗中单枪匹马地重创了明教的领导层，方腊在与黄裳的格斗中身负重伤，在逃跑过程中被少林派弟子鲁智深所擒获。

不久，这位教主被送到首都处死。

这一点显示出，12世纪初期的明教也只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教派，和蒙元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已经经历了彻底的新生。

整个南宋时期，明教的信奉者们在东南地区发动过若干次暴动，但均因未得到国内各阶层的同情而很快失败。

原因很明显：在抵抗外族入侵成为举国共识的时代，明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仍然坚持对汉族政权的不妥协方针，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错误。

这一路线和波斯总教对世界形势的教条看法有关。

在阿拉伯人和十字军在中东陷入反覆鏖战，金国和南宋都奄奄一息，而蒙古人趁机兴起的时代，波斯总教的领导人认为古老的旧世界已经彻底腐朽，发动世界范围的革命，迎接明王到来的时机已然成熟。

在波斯总教的强制命令下，一代代的中华明教教主开始了形如飞蛾扑火的暴动，最后除了憎恨和蔑视外一无所获。

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蒙元帝国的征服给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宗教以意外的生机。

由于信奉宗教自由政策，在元朝初期，对明教的禁令被解除了，这一宗教被允许自由传播。

元朝统治者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教派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反抗异族统治的中国人很快就从这一藐视世俗统治的教派中发现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和从事地下活动的宗教掩饰，很快便大批投身其中，明教徒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

在南宋平定后，忽必烈开始开展对日本、越南和缅甸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赋税和劳役的大幅增加令民众的负担加重，而多数负担都落到刚刚征服的南宋地区，江南的局势更为岌岌可危。

1280年，在南宋沦陷后四年，明教教主杜可用在江西发动了一次浩大的起义，杜可用号称“天差变现火轮明王皇帝”由于帝国军队迅速果断的围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败。

此后，一系列小规模暴动持续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帝国统治。

明教徒积极参与了1283年的黄华起义，这次起义是以恢复宋朝的统治为号召的，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赵氏王朝还有复兴的可能。

1287冬天开始的锺明亮起义是这一时期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明教教主锺明亮招集了十万人的军队，在广东、江西和福建的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以汀州为中心，在周边方圆数百里的地区展开了活跃的游击作战。

这一起义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此时的帝国政府正在全力扑灭满洲和东突厥斯坦番王的联合叛乱。

当锺明亮开始他的军事冒险后，广东董贤举、江西石元、谢主簿、刘六十、卢大老、福建泉州陈七师、兴化朱三十五等明教骨干分子也纷纷发动暴动，相互呼应。

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蒙元帝国军队对这个狂妄的挑战者进行了四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

忽必烈对明教的力量过于轻视，也不能理解他的臣民恭顺外表下的民族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