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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流行这么一句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意思是说,不孝顺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无法传宗接代为大不孝。由此可见,传宗接代在中国人心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话虽这么说,可传宗接代有个前提,就是要讨得到媳妇。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三转一响”到现在的“有车有房”,这讨媳妇的成本与日俱增,连很多中产阶级都快迈不过这道坎儿了。在一些偏远的农村,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依旧是主流,重男轻女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那些为了要男娃接连生个三四胎的家庭比比皆是,导致很多地方,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恶性循环,讨媳无望。
从遗传学的角度分析,若想生男孩儿,那么需父方的y染色体与母方的x染色体结合,而y染色体相对短小,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抽烟、喝酒、干重活儿,都会给y染色体的遗传造成障碍。
在农村,大多数男性都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会导致新陈代谢加快,产生大量乳酸,从而改变体内酸碱平衡,假如男性选择在这种疲惫的状态下同房,生女儿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为了要个儿子,连续生几个女儿的事情在农村早就不是什么新闻。儿子生了,祖宗香火也有人继承了,可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眼前:若干年后儿子的媳妇怎么讨?或者说,拿什么去讨?
在贫穷落后的地区,这不是一家两家要面对的问题,而是一个村甚至几个村都要解决的实际困难。不过就算再困难,讨媳妇这事也不可能指望政府帮你解决。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总有奇人能想到奇招。所谓“生儿育女”,很多家庭“生儿”的目标是达到了,可“育女”的成本却让他们苦不堪言,要是“一儿一女”尚且可以勉强度日,若是“一儿多女”,那真是给很多贫困家庭雪上加霜。为了缓解多方压力,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童媒”这一行当便应运而生。
所谓“童媒”从字面上就可理解,她们干的就是给“小孩儿”说媒的活计。举个例子,张三生了个儿子,李四生了个女儿,张三的父母自知以后可能无经济能力给儿子讨到媳妇,而李四想要个儿子,又怕儿女太多无法养活,于是两家经“童媒”一撮合,由张三出点儿彩礼,把李四家的女儿接回家抚养,等李四家的女儿长大成人,给张三家的儿子做媳妇。这样,李四也因此减轻了负担,还能圆了要儿子的梦。
这样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在表面上缓解了很多贫困家庭讨不到媳妇的窘境。又因为很多农村人文化层次不高、见识短浅,“无知者无畏”的大有人在,有的人甚至抱有“不早下手,好媳妇都被抢走了”的愚昧想法。
尤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童养媳”在落后的农村几乎是普遍存在,而王雨燕的悲惨人生,就是在那个时候拉开的序幕。
1977年,王雨燕出生在一个极为贫穷的家庭,她的父亲为了延续香火,只能通过“童媒”把一个又一个女儿“嫁”出去,好换取生儿子的营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