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格里夫在英国士兵从印度带回的火箭资料的基础上，研究改进火箭的速度和射程。经过几年的探索，1805年，康格里夫采用新型火药制造出了一种实用的火箭，射程可达1800米。这种火箭在英国击败拿破仑军队的战争中战功卓着。然而，康格里夫火箭还未能解决制导和控制问题，精度较差。19世纪中叶英国的发明家威廉。黑尔在火箭的尾部装上3只倾斜的稳定螺旋板，当火箭发射时由于空气动力的作用使火箭自身旋转从而达到稳定。此后，火箭的稳定性得到较大的提高。康格里夫火箭在射程、精度及稳定方式上都得到了改进，其性能已经近乎达到了火药火箭的极限。由于其巨大的杀伤力，使各国纷纷开始重视火箭的研究和使用。

相比之下，火箭在故乡中国的发展却一直不大。

明代是中国火箭发展进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出现了很多种类的火箭，除了单级火箭，还发展了各种集束火箭、火箭弹和原始的多级火箭，并且在一些着作中对各种火箭的制造、应用、配备和发射剂原料配比及加工制造等都作了详尽的叙述。在当时明军的水、步、骑兵中，火箭武器已作为必备的武器，甚至还有专门的火箭部队。

明代的火箭虽然种类繁多，但发展主要体现在火箭样式的更新上，有关火箭的尺寸、规格、装药剂量、发射距离方面却少有讨论。而在火箭的稳定方面，仍然是传统的箭杆加羽毛方式，精度不能得到显着的提高，这就使火箭的尺寸和射程难以提高。到了清代，火箭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其发展基本停留在原地。从技术的发展来看，主要原因是缺少相应科学理论的指导。纵观中国古代火箭技术的发展过程，所走的基本是“经验式”的道路，没有对火药的燃烧机理，火箭的推进原理，箭羽的稳定原理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仍局限于用“阴阳五行”等学说来解释爆炸原理，这就使得火箭技术的较大改进在中国难以出现。

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新一批优秀的精英人物开始重新加紧了对火箭的研制。当时着名的科学家丁拱辰和丁守存，根据英国的“康格里夫火箭”的样器，于1850年在广西桂林成功地研制出了由金属火箭构成的中国近代大火箭，射程660米，“后底五孔出火焚烧（也就是5个喷管），一刻之久，烟焰迷空……以之火烧敌营，冲锋破阵，人遭必死，甚为得用，其功力与火炮并烈”，性能已经接近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火箭工业的开始。接着，在同光年间“洋务运动”时期，清廷又花费了巨额资金从国外重新引进生产近代火箭的机器装置。1865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和钦差大臣曾国藩奏准在上海设立了近代兵工厂，并于1867年在陈家港设立该局的火箭分厂，开始生产“康格里夫”型火箭。1865年又在南京设立金陵制造局，1870年还专门建立了火箭分局。然而，尽管当时中国已经有像丁拱辰这样杰出的火箭专家，但由于清廷的腐败、民间保守思想对科技的轻视以及近代中国工业水平的整体落后，使中国没有能够建立起长期的独立自主的中国近代火箭生产体系，因而中国的火箭发展陷入了停滞。

直到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火箭一直没有太大的发展，火箭在军事上主要作为信号的传递工具和支援步兵作战的一种辅助兵器。在清朝灭亡，华夏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军事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火箭工业也随之得到了新的发展。当然，这当中，孙纲本人的推动作用也是相当大的。

华俄战争时期，在孙纲的要求下，中国的军工企业就开始着手研制新式的火箭，对军用火箭的研究甚至带动了新式鱼雷的研制，当时中国的汉阳兵工厂已经研制出了火箭式的试验型鱼雷，只是因为性能不稳定和数量过少，没有在战场上发挥作用，但这样的设计思想无疑是可贵的。华俄战争结束后，孙纲就向军工部门提出来了关于“火箭炮”的构想。

毕竟，作为一个光荣的穿越者，对在后世曾经大放异彩的火箭炮，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的。

中国的军械专家们按照孙纲给出的课题开始了认真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并在军用火箭的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目前这种火箭的射程还不够，达不到‘火箭炮’集束发射的标准，而且精度相对火炮来讲还是不行，尤其这‘喷管’还需要改进。”黄兴对孙纲说道：“如果作为炮兵的辅助进攻武器，还是可以的。”

孙纲刚才已经看见了最新研制的军用火箭击中目标后是什么样子，巨大的爆炸让他的耳朵现在还有些感觉不适，他现在其实已经有理由相信，当中国的第一门火箭炮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会带给敌人什么样的震撼。

在视察结束之后，黄兴还告诉孙纲，可能是因为“龙权”、“龙渊”两舰在爪哇岛的表现过于“剽悍”，英国政府已经开始悄悄的用“劝告”的方式让本国公司停止了一些先进的机械设备向中国的出口，目前中国的相关设备已经改为从德国进口了。

“英国人就会搞这些把戏。”孙纲听后微微一笑，“我相信，英国人这一次亲眼见到‘龙权’二舰之后，还会有更多类似的动作。”

1910年5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去世，随后即位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按照惯例，将在1911年6月24日举行盛大的加冕庆典和海军阅舰式，届时将邀请世界各国的海军舰艇参加海上大阅。按照外交礼仪，英国政府也向中国方面发出了邀请，在孙纲的授意下，中国海军派出了以海军中将程璧光为首的代表团，就乘坐刚刚炮轰了爪哇岛的中国海军刚刚入役不久的“龙权”、“龙渊”两艘无畏舰参加英国的这次海上阅舰式。

对于派遣两艘新式主力舰参加英王阅舰式，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和部分海军将领都很不理解，他们一是担心两舰在中途出事，二是觉得两舰刚刚轰完南洋土着，又去参加这样的重大庆典，似乎有向英国挑衅的嫌疑，三是觉得这样会过早的向西方列强显示出自己的实力。但孙纲力排众议，还是坚持由这两艘无畏舰参加，而且就派在南洋主持护侨行动的程璧光作为庆贺专使。

孙纲的决定得到了海军部长丁汝昌和参谋总长王士珍及外交部长伍廷芳的支持，丁汝昌认为，这一次派“龙权”、“龙渊”二舰到英国参加海上大阅，不光是担当外交使命和向西方国家展示国力，还有进行环球航行测试远洋作战能力及宣抚海外侨胞的任务。中国海军现在虽然强大起来了，但囿于地域限制，以往都是在家门口作战，远洋作战能力到底是什么样子并不清楚，而且中国在战胜了俄国，将俄国势力逐出了太平洋之后，逐渐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警觉，目前在太平洋地区等于是处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四国在太平洋殖民地的包围之中，中国军舰难以出现在更远的海域，而这一次的庆贺英国国王加冕及参加阅舰式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因此让这两艘主力舰借机来一次环球航行是十分必要的。

外交部长伍廷芳也认为，两艘新式主力舰不但可以借此机会锻炼远洋作战能力，而且可以顺便宣抚海外侨胞，尤其是可以去美国抚侨，顺便压一压美国国内又要重新抬头的排华势力的气焰和交涉巴拿马运河的华工待遇问题。

自巴拿马运河开凿以来，很多华工也参加了这一世界性的伟大工程，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工地生活条件的恶劣和白人工头的虐待，加上当地瘴疫流行，很多华工不幸去世，像1881年到1890年法国人主持开凿工程以来，约有近千余人去世，1904年美国夺取了巴拿马运河开凿权以后，大量华工从美国、古巴、牙买加和圭亚那等地来到巴拿马运河工地从事挖掘工作，由于工作量太大，加上遭受虐待和疾病肆虐，又有近万名华工死去，因此巴拿马运河被华工们称为“死亡运河”，参加运河工程的华工大批死亡的消息传出后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各阶层民众痛心之余，纷纷谴责美国公司在巴拿马的所作所为，并要求中国政府同美国交涉，为此中国外交部派王正廷为专使赴美国专门就此问题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美国政府为此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往巴拿马运河工地进行调查，但却受到了国内排华势力的重重阻挠，使这个委员会一直不能开展工作（当然也不排除美国政府在这裏面的“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