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言论的片断被保存下来了。她说：“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影响。通过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知道别人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有多大，我们必须牢记，我们反过来对于别人必定也会有同样的影响。”我们把这些教导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牢牢地记在心中，你可以想象，在三十年后回顾当时的情景，复述她的那几句话，你会突然间忍俊不禁，生平第一遭捧腹大笑。

在所有这些记录之中，人们感觉到，那位记录者即使当时正在现场，也是保持了一段距离并且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的，而在此后的岁月中，当他阅读这些小说之时，永远不会有一种生动活泼的、令人困惑的或美丽动人的个性的闪光使他眼花缭乱。在揭示了这么多个性特征的小说之中，缺乏魅力是一个巨大的缺陷；而她的批评家们，他们当然大多数是男性，曾经或许是有意无意地对她表示不满，说她缺乏那种众所公认在妇女身上极其吸引人的品质。乔治·爱略特并不妩媚动人；她没有强烈的女性气质；她缺乏那种怪僻和不同寻常的脾气，它们赋予许多艺术家以孩子般惹人喜爱的单纯。人们感到，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像对于里奇夫人一样，她所体现的“并不是一种个人的友情，而是一种善良和仁慈的冲动”。但是，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这些画面，我们将会发现，它们全都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著名妇女的肖像，她穿着黑色的缎子长袍，坐着四轮双座敞篷马车，她是一位经历过奋斗拼搏的女人，而从这种经历中，她产生了一种希望能够对别人有所帮助的深刻的愿望，但是，除了在她少年时代就熟悉她的那个小圈子中的人们之外，她并不希望和别人建立密切的关系。对于她的青春岁月，我们所知甚微；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她的文化、哲学、声誉和影响，全都建立在一个十分卑微的基础之上——她是一位木匠的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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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生活记录的第一卷，是异常令人沮丧的。在这卷记录中，我们看到她呻吟着、奋斗着，从褊狭的乡村社会难以忍受的厌倦之中挣扎出来（她父亲的社会地位上升了，比较接近于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的生活不如田园生活富于诗情画意），成为一个有高度才智的伦敦报刊的助理编辑，成为赫伯特·斯宾塞的受人尊敬的同事。当她把这些早期的生活阶段在悲伤的独白之中披露出来，它们是令人痛苦的，克洛斯先生指责她借这些独白来诉说她本人的经历。她在少年时期就很突出，是一位“肯定很快就能学会关于服装俱乐部的某种技能”的姑娘；后来她制作了一张基督教会的历史图表，借此集资修复一座教堂；接下去她丧失了宗教信仰，使她的父亲十分恼火，以至于拒绝和她一起生活。接踵而至的就是她翻译斯特劳斯《耶稣传》的那场斗争。这本书本身是沉闷而“使人心灵麻木”的，何况她必须承担料理家务和护理临死的父亲这些通常属于女性的职责，她十分依恋手足之情，却沮丧地相信，由于她成了一位女学者，她正在丧失她的兄弟对她的尊敬，这一切都几乎不能稍为减轻那种沉闷的感觉。她说：“我经常像一只猫头鹰一般走来走去，使我的兄弟感到极端地厌恶。”有一位朋友看到她面对着基督复活的塑像，煞费苦心地翻译斯特劳斯的《耶稣传》，他写道：“可怜的人儿！看到她面色苍白憔悴，头痛欲裂，还要为她的父亲担忧，有时候我真是可怜她。”

然而，虽然当我们阅读她的故事之时不得不带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但愿她的人生历程的各个阶段即使不是更加平稳至少也要更为美丽，但是，在她向文化的堡垒进军之时，带有一种顽强的决心，它使这部作品超越于我们的怜悯之上。她的进展是非常缓慢、非常艰难的，然而，在它的后面，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高尚的雄心壮志，作为不可抗拒的动力在推动着她。每一个障碍最后都从她的道路上扫除了。她了解每一个人。她阅读一切作品。她惊人的理智的活力获得了最后胜利。青春已经消逝，但她的青春是饱经忧患的。于是，在三十五岁那年，正当她精力最为充沛、意志极端自由之时，她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对她说来意义如此深远，甚至对于我们说来仍然至关紧要：她决定到德国魏玛去，与乔治·亨利·路易士结伴同行。

她和路易士结合之后不久随即创作出来的那些作品，最充分地证实了与个人的幸福同时来到她身边的极大的自由。它们本身就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享受。然而，在她的文学生活的起点，人们可以在她的某些生活境遇中发现种种影响，这些影响使她的思绪从她本身和当前的情景中游离开去，转向往昔的岁月和乡下的村庄，转向安静、美丽、单纯的童年回忆。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她的第一部作品是《牧师生涯片断》而不是《米德尔马奇》。她和路易士的结合使她被爱情的气氛所包围，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和传统习俗，他们的结合又使她离群索居。她在一八五七年写道：“我希望人们谅解，我决不会邀请别人来拜访我，要是他本人没有要求我作出这种邀请的话。”后来她又说，她“被这个世界所排斥了”，但她并不后悔。起初是由于她的境遇，后来则不可避免地由于她的名声，她变得如此令人瞩目，她丧失了在默默无闻时同等的条件下活动的能力，这个损失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说，是很严重的。尽管如此，当我们沐浴在《牧师生涯片断》的明亮的阳光之中，感觉到那个博大的、成熟的心灵带着一种放纵的自由感在她那“遥远的过去”世界中展示出来，要谈论她的损失，似乎是不恰当的。对于这样一个心灵来说，一切都是收获。

所有的经历，通过一层又一层知觉和反省的过滤，丰富了、滋养了这个心灵。在描述她对于小说的态度之时，根据我们对于她的生活的点滴了解，我们最多只能说，她对于某些教训（即使她获得了这些教训，却不是很早就获得的）耿耿于怀，这些教训之中，在她身上留下最深烙印的或许就是那种逆来顺受的忧郁品质；她把她的同情心寄予平凡的人物，并且十分乐于详细叙述家常的、普通的欢乐和忧愁。她没有罗曼蒂克的激烈态度，这种态度与个人独立存在的感觉联系在一起，它是永不满足的，不受压抑的，在这个世界的背景之上鲜明地勾勒出它的形象。一位目空一切的年迈的牧师，当他啜着威士忌酒沉思梦想之时，《简·爱》的那种火辣辣的自我中心主义，会在他的心头激起什么样的爱和恨？《牧师生涯片断》、《亚当·比德》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这些最初的作品是非常优美的。她笔下的波伊泽、道特森、吉尔菲、巴顿这些家属和其他人物，包括他们的环境和附属物，他们的优点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他们是有血有肉的，我们在他们中间活动着，时而厌烦，时而同情，但是对于他们所说和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毫无疑问地接受，我们只把这种信任给予伟大的、有独创性的作品。她把一股记忆和幽默的洪流如此自然而然地倾注到一个人物身上，一个场面紧接着另一个场面，直到那幅古老的英国乡村织锦画面重新呈现出来，这股洪流和一种自然的进程有这么多共同之处，使我们很少意识到还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地方。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一切；我们感觉到了只有伟大的、创造性的作家才能给予我们的那种妙趣横溢的精神上的温暖和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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