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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与小说 注 本文于1929年3月发表于《论坛报》，后来收入伍尔夫论文集《花岗岩与彩虹》。

对本文的标题可以有两种理解：它可以是指妇女与她们所写的小说；它也可以是指妇女和关于妇女的小说。作者故意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因为，和作为作家的妇女们打交道，最好还是尽可能地富有弹性；很有必要给自己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探讨除了她们的作品之外的其他事情，因为，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与艺术毫不相干的环境条件的影响。

对妇女的写作最表面化地调查研究一番，立即会引起一连串的问题。我们马上要问：为什么在十八世纪之前，没有妇女持续不断地写作？为什么到了十八世纪，她们几乎像男子一般习惯于写作，而且在写作的过程中接二连三地创造了一些英国小说的经典之作？为什么她们的艺术创作在那时候——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说，目前依然如此——要采取小说的形式？

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即可明白：我们所提的问题，只有以更多的虚构来作为解答。这答案目前被锁在古老的日记本中，被塞在陈旧的抽屉里，有一半被湮没遗忘在老年人的记忆之中。这答案要到那些地位低微的无名之辈的生活中去寻找——要到那些几乎没有灯光的历史的长廊中去寻找，在那儿，幽暗朦胧地、忽隐忽现地，可以看见世世代代妇女们的形象。因为，关于妇女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微。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关于我们的父辈，我们总能知道一些事实、一些特征。他们曾经是士兵或者水手；他们曾经使用过这个办公室或者制订过那条法律。但是，关于我们的母亲、祖母、曾祖母，又留下了一些什么印象呢？除了某种传统之外，一无所有。她们有一位是美丽的；有一位头发是红色的；有一位曾被王后亲吻过。除了她们的姓名、结婚日期和子女数目之外，我们一无所知。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为何在特定的时期妇女要干此事或那事，为何她们有时什么也不写，为何她们有时又写出了不朽杰作，这是极端难以解答的。不论何人，要是他在故纸堆中搜索，要是他把历史翻转来构成一幅莎士比亚时代、弥尔顿时代和约翰逊时代普通妇女日常生活的写照，那么他不仅会写出一本惊人有趣的书，而且将向批评家提供一件他们目前所缺乏的武器。非凡的妇女之产生有赖于普通的妇女。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一般妇女的平均生活条件——她子女的数目，是否有自己的钱财，是否有个人的房间，是否帮助赡养家庭，是否雇用仆人，是否承担部分家务劳动——只有当我们能够估计普通妇女可能有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经验之时，我们才能说明，那非凡的妇女，以一位作家而论，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奇怪的、沉默的空白阶段，似乎分隔了历史上各个活跃时期。在公元前六百年，莎福和一小群妇女，在一个希腊的岛屿上写诗。后来她们沉默了。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有一位宫廷命妇紫式部，在日本写了一部优美的长篇小说。但是在十六世纪的英国，当戏剧家和诗人极为活跃之际，妇女们却保持沉默。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是男性唯我独尊的文学。后来，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我们发现，妇女又在写作了——这一回是在英国——创作极其繁荣，并且大获成功。

这些沉默与发言奇异地交替间歇，当然大部分是由于法律和风俗习惯的关系。在十五世纪，当一位妇女违抗父母之命，拒绝嫁给他们为她选定的配偶之时，她很可能会挨打，并且在房间里被拖来摔去，那种精神上的气氛，是不利于艺术品的创作的。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期间，妇女本人未表示同意就被嫁给一个男人，他从此“至少在法律和习俗许可的范围之内”成了她的夫君和主宰，可能她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来写作，而她得到的鼓励也就更加微乎其微了。我们现在生活在精神分析学的世纪，开始理解环境的巨大影响和它对于心灵的启示。而且，借助于记忆与文字，我们开始理解：要创作一件艺术品，需要多么不寻常的努力；而艺术家的心灵，又要求怎样的保护和支持。像济慈、卡莱尔和福楼拜这些男作家的生活与文学，为我们证实了上述那些事实。

因此，情况很清楚，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异乎寻常地涌现出来的大批小说，其先驱征兆，必然是法律、风俗、习惯诸方面无数细微的变化。十九世纪的妇女有了一点闲暇；她们受了一些教育。自己挑选她们中意的丈夫，对于中、上阶层的妇女来说，不再是罕见的例外。而四大女作家——简·奥斯丁，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乔治·爱略特——没有一位生育过子女，其中有两位没有结过婚，这一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虽然不准妇女写作的禁令已被取消，妇女要写小说似乎仍有相当巨大的压力。在天才和性格方面，再也没有比这四位妇女更加相异的了。简·奥斯丁与乔治·爱略特毫无共同之处；乔治·爱略特又与艾米莉·勃朗特截然相反。然而，她们所受的生活训练却使她们从事相同的职业；当她们写作之时，她们都写了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