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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妇女最容易写作的东西。其原因并不难找。小说是最不集中的艺术形式。一部小说比一出戏或一首诗更容易时作时辍。乔治·爱略特丢下了她的工作，去护理她的父亲。夏洛蒂·勃朗特放下了她的笔，去削马铃薯。虽然她生活在普通的客厅里，被人们包围着，一位妇女所受到的训练，就是运用她的心灵去观察并且分析她的人物。她所受的训练，使她成为一位小说家，而不是一位诗人。

甚至在十九世纪，妇女也几乎仅仅在她的家庭和情感之中生活。而那些十九世纪的小说，虽然它们是杰出的，却受到这个事实的深刻影响：写作它们的妇女，由于她们的性别，而被排除在某些种类的人生经历之外。而人生经历对于小说有重大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例如，康拉德如果不能当上一名水手，他最好的一部分小说就会毁灭。如果剥夺了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士兵所获得的关于战争的知识，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富家公子所受的教育给予他的各种经历，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知识，《战争与和平》就会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贫乏无味。

然而，《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维列蒂》和《米德尔马奇》是妇女写作的。她们被强行剥夺了在中产阶级的客厅内所能遇到的事情之外的一切经历。对她们而言，关于战争、航海、政治或商业的任何第一手经验，都无从获得。甚至她们的感情生活，亦受到法律与习惯的严格限制。乔治·爱略特没有结婚，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与路易士先生同居，公众舆论为之哗然。在此压力之下，乔治·爱略特退避郊区，离群索居，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她的创作带来了最不利的影响。她写道：除非人们自动要求来拜访她，她从不邀请他们。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边，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军人，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与各阶层的男女交往，对此无人加以非议，而他的小说却从其中获得了惊人的广度和活力。

但是，妇女所写的小说，不仅仅是受到女作家必然狭窄的生活经验的影响。至少在十九世纪，它们显示出可能归因于作家性别的另一个特征。在《米德尔马奇》和《简·爱》中，我们不仅意识到作者的性格，正如我们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意识到他的性格，我们还意识到有一位女性在场——有人在谴责她的性别所带来的不公正待遇，并且为她应有的权利而呼吁。这就在妇女的作品中注入了一种在男性的作品中完全没有的因素。除非他碰巧确实是一位工人、黑人或者由于某种其他原因意识到自己软弱无能的人。它引起了对现实的歪曲，并且往往导致某种缺陷。那种为了个人的原因而发出的呼吁，或者使一个书中人物成为某种个人的不满或牢骚之传声筒的愿望，总是会产生一种灾难性的后果：似乎使读者注意力集中的焦点，在突然之间由单一变为双重。

简·奥斯丁和艾米莉·勃朗特有魄力对这种请求和呼吁置之不顾，不受非难或谴责的干扰，而坚持她们原来的道路。对于她们的天才而言，再也没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证明了。但是，需要有一个非常镇静或者强有力的头脑，来抗拒发泄怒火的诱惑。漫无节制地加诸于从事艺术创作的妇女的那种嘲笑、非难、贬低，非常自然地会引起这样的反应。人们从夏洛蒂·勃朗特的愤懑不平和乔治·爱略特的默然容忍中，看到了这种影响。人们在较为次要的女作家的作品中，一再发现此种端倪——她们对于主题的选择，她们不自然地固执己见，她们别扭地温驯服从，这一切莫不反映出这种情绪。不仅如此，不真诚的感觉几乎是无意识地渗透到作品中来。她们所采取的观点，与权威的见解有所不同。那种艺术想象，不是太男性化就是太女性化了；它丧失了完美的整体性，与此同时，它丧失了作为一件艺术品最为基本的要素。

在妇女的写作之中，悄悄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似乎是一种态度上的变化。女作家不再痛苦。她也不再愤怒。当她写作之时，她不再呼吁和抗议。如果我们尚未达到，那末我们正在接近于这个时代：妇女的写作将很少受到——或者几乎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干扰。她将能够集中精力于她的艺术想象，而不至于被外界因素分散了注意力。过去只有天才和独创性的作家，才能有这种超然的态度；只是到了此刻，这种态度方能被普遍的女性所获得。因此，一位今日的女作家所写的平均水准的小说，较之一百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妇女所写的小说，要真诚、有趣得多。

然而，在一位妇女能够确切地按照她自己的愿望来写作之前，她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仍然是事实。首先，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外表上看来如此简单；实际上又是如此令人困惑——甚至那句子的形式也与她不适合。这是男性所创造的句式；由一位妇女来使用，它就显得太松散、太笨拙、太夸张了。但是，在一部小说中，它占据了如此广泛的领域，必须找到一种普通、惯常类型的句式，来把读者轻快自如地从一本书的这一点带到另一端。而这就是一位妇女必须为她自己所做的工作：把当代流行的句式加以变化和改编，直到她写出一种能够以自然的形式容纳她的思想而不至于压碎或歪曲它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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