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论断，并且把被福斯特先生所首肯和忽略的某些东西放在它们旁边来一起考察，我们将会发现，即使我们不能用一种教条来把福斯特先生束缚住，我们也能指出他局限于某种观察角度。有某种东西——我们暂且避免说得更加明确——他称之为“生活”的某种东西。他正是拿这种东西来和梅瑞狄斯、哈代或詹姆斯的作品相比较。他们的失败之处，总是与生活有某种关系。与小说的美学观念相对立的，是人性的观念。它坚持要“在小说中浸透了人性”，坚持“人在小说中应有极大的表现机会”；牺牲了生活而获得的胜利，实际上是一种失败。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关于亨利·詹姆斯的显然极其苛刻的结论。因为，亨利·詹姆斯把某种与人无关的东西带进了小说。他创造了一些模式，虽然它们本身很美，却与人性背道而驰。福斯特先生说，由于亨利·詹姆斯忽视了生活，他将会灭亡。

然而，那些孜孜不倦的学生们也许会要求对此作出解释：“这个如此神秘莫测、自鸣得意地不断在关于小说的专著中冒出来的‘生活’，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在一种模式中没有生活，而它又会出现在一个茶话会上？为什么我们在《金碗》这部书的模式中所得到的乐趣，不如特罗洛普描写一位女士在牧师邸宅中喝茶在我们身上激起的感情来得有价值？显然，对于生活的这种界说是太武断了，有必要加以扩充。”对于所有这些诘问，也许福斯特先生会回答说，他并未定下任何准则：对他说来，小说似乎是一种太柔软的物质，不能像其他艺术形式那样加以剖割；他不过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感动了他，什么东西使他不感兴趣。实际上，此外别无其他标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原先的困境，没有人对于小说的准则有任何了解，也没有人明白小说与生活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者知道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只能信赖我们的本能。如果本能使一位读者把司各脱称为故事讲述者而使另一位读者把他称为传奇小说大师，如果一位读者被艺术而另一位读者被生活所感动，他们都是正确的，他们可以各自在自己的观点之上堆砌一幢理论的纸屋，他能砌得多么高就有多么高。

但是，假设小说比其他艺术形式更加亲密、恭顺地隶属于为人服务这个目标，导致了在福斯特先生的专著中又重新加以阐述的一种更进一步的见解。没有必要详细讨论小说的各种美学功能，因为它们是如此薄弱，可以不冒风险地把它们忽略过去。因此，虽然在一部论述绘画的专著中，无一字论及画家进行创作的表达工具是不可想象的，对于小说家进行创作的表达工具简略地一笔带过，还是能够写出一部像福斯特先生所撰写的那样明智而辉煌的小说专著。在这部著作中，关于小说所使用的文字，几乎没有提及。除非一位读者已经阅读过那些小说，否则他可能会猜想：一个句子对于斯特恩或威尔斯说来是同一回事，并且被用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他可能会得出结论说，用来撰写《特立斯顿·香弟》一书的语言，并未为这部小说增添什么光彩。

小说的其他美学素质，情况也是如此。小说的模式，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被认识到了，但它受到严厉的谴责，因为它往往掩盖了人性的特征。美是显现出来了，然而她却受到了怀疑。她呈现出一副诡秘的容貌——“一位小说家永远不应以美感作为他的目标，虽然要是他不能获得美感就意味着失败。”——而在这部专著末尾饶有兴味的几页篇幅中，作者简略地讨论了美感以节奏的形式重新呈现出来的可能性。但是，除此以外，小说被当作一种寄生动物，她从生活吸取养料，并且必须惟妙惟肖地描摹生活来作为报答，否则它就会灭亡。在诗歌和戏剧中，文字本身可以脱离了这种对于生活的忠诚而引起兴奋和刺激，并深化审美效果；在小说中则不然，文字必须局限于为生活服务，去描绘那茶壶和哈巴狗，而一旦被发现缺乏生活，就会被认为内容贫乏。

虽然这种非美学的态度在任何其他门类的艺术评论中都是令人惊异的，在小说评论中，我们却不以为奇。首先，这是一个极端复杂困难的问题。在阅读过程中，一本书在我们眼前逐渐消失，宛若一缕轻烟、一枕黄粱。我们又如何能够像罗杰·弗赖依先生用他的魔杖点出展现在他面前的图画中的线条和色彩那样，也拿起一根棍棒，去指出那些正在消失的书页中的音调和关系？而且，特别是一部小说在它的展开过程中，已经唤起了千百种普通的人的感情。把艺术硬扯到这样一种关系中来，似乎有点一本正经、冷酷无情。这很可能会有损于作为一个有感情的、有各种家庭关系的人这样一位评论家的形象。因此，当画家、音乐家和诗人接受对于他们的批评之时，小说家却未受指责。他的人物会被人们议论；他的道德，或者也许是他的血统，会被人们考察；然而他的文字却可以免受评判。现在还没有一位活着的评论家，会认为小说是艺术品，并且将把她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加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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