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朝鲜政治军事

朝鲜国的政治结构采用中央集权制。1469年，完成的《经国大典》确立了新的政治制度。以后虽然官职的名称存废有一定的变动，但是整个李朝时期的官职制度总体上都遵循了《经国大典》的规定。朝鲜的官职称为两班，仿照中国，分为正从九品，由正一品到从九品，共计十八品。其中，正三品分正三品堂上和正三品堂下。正一品至正三品堂上，称为堂上官。正三品堂下到正七品，称为堂下官或参上官。正七品以下为参下官。1896年以后，修改职官制度，敕任官为正一品至从二品，奏任官为正三品至从六品，判任官为正七品至从九品。武将制度，大将为一品，副将、参将从二品，正领、副领、参领、正尉从三品，副尉、参尉从六品，正校、副校、参校另外决定。在大王下面，有辅佐机关——议政府，其首领称“领议政”，相当于中国的内阁首辅。领议政之下为左右议政，与领议政同为正一品。再下为从一品左右赞成、正二品左右参赞。再下有舍人等职官。议政府之下有吏、户、礼、兵、工、刑六曹，相当于中国的六部。其首长称判书，相当于中国的六部尚书。检察谏议机构为司宪府和司谏院（两府）。此外还有承政院，为国王起草旨意。宗亲、忠勋机构有宗亲府、忠勋府、仪宾（相当于驸马）府、敦宁府等。国学为成均馆（相当于中国的国子监）。其他机构有奎章阁、经筵厅、弘文馆、艺文馆等。史馆称春秋馆。内廷供奉机构有内医院、尚衣院、司仆寺、内资寺、内赡寺、礼宾寺、济用监、内侍院等。此外还有宗庙署、社稷署、长兴库、义盈库、冰库、平市署、图画署、惠民署、造纸署、瓦署、归厚署、典狱署、典牲署、掌苑署、司圃署、养贤库等机构。武职机构有五军营、内三厅、训练院、世子翊衞司、扈衞厅、捕盗厅、镇抚营、管理营、龙虎营等。首长称大将、中军、使等。外职分八道，道下为州、府、郡、县。汉城府判尹为正二品。四都（开城府、江华府、水原府、广州府）长官称留守，为正、从二品。地方官职为从二品府尹、正三品堂下大都护府使、牧使、从四品郡守、从五品县令等等。李朝实行兵将分离制度，无定将、无定卒，类似轮流服役的预备役军队，而非常备军。武官外职包括兵马节度使、三道水军统御使（均为从二品）、兵马/水军节制使、兵马虞侯、水军虞侯、兵马、水军佥节制使、兵马、水军同佥节制使、兵马万户、水军万户等品级。中央外派官职有观察使、中军、察访等。

朝鲜历代都把全国分为八道，俗称朝鲜八道。朝鲜时代的八道如下：京畿道，含汉城府、开城府。首府在汉城府。庆尚道，含庆州府、尚州牧、晋州牧；设左兵营、右兵营、左水营、右水营。首府在庆州府。全罗道，含全州牧、罗州牧；设兵营、左水营、右水营。首府在全州。忠清道，含忠州牧、清州牧、公州牧；设水营。首府在清州。黄海道，含黄州牧、海州牧。首府在黄州。平安道，含平壤府、宁边大都护府、义州牧。首府在平壤府。江原道，含江陵大都护府、原州牧。首府在江陵。咸镜道（宁安道），含咸兴府、镜城都护府、北清都护府。首府在咸兴府。道之下设州、府、郡、县。其中，庆尚、全罗、忠清、黄海、京畿五道再分左右两道。宁安道（咸镜道）分南北两道。平安道分东西两道。江原道分岭东、岭西两部。除了行政划分以外，古代朝鲜还按传统习惯将全国划为六个大区：关北（咸镜道、平安道）；关西（黄海道，平安道南部，以及江原道西部）；关东（江原道太白山以东的部分，又称岭东）；畿湖（京畿道全部和忠清道的一部）；湖南（忠清道一部分加上全罗道）；岭南（庆尚道）高宗时期，曾实行过两次行政改革，一道把朝鲜八道分为23府，但后来又再改成13道，即把平安、庆尚、咸镜、全罗、忠清五道划分为南北两道，成为十三道。在日据时代，朝鲜全境归朝鲜总督府管理，朝鲜总督府将汉城府废为京城，汉城府辖区降为京畿道的一个郡，一直到日本投降。其时朝鲜行政区为13道，218个郡，2202个面、28,498个里。

朝鲜王朝历代国王考太祖至哲宗的25代472年（1392-1863年）

太祖至光海君（1392——1622）

附先祖和四祖一，全州李氏先世谱系 李朝王室出于全州。全州府本为百济的完山，新罗真兴王置完山州，景德王改为全州，以备“九州”之数。新罗孝恭王时，甄萱建都于此，称后百济。高丽太祖十九年改为安南都护府，二十三年复为全州。高丽成宗十二年称承化节度安抚使，十四年置十二州节度使，号顺义军，隶属于江南道。高丽显宗将全州升为安南大都护府，后改全州牧。高丽恭愍王四年。因为高丽曾经囚元使野思不花于此地，因此将全州牧降为部曲，次年复为完山府。李朝太祖元年以其为“御乡”，所以升为完山留守府。李朝太宗三年改为全州府。李朝在这裏建有庆基殿和丰沛楼（“丰沛”是取刘邦故事）。

［始祖］ 李翰 新罗司空 号甄城 妻庆州金氏［二世］ 李自延 新罗侍中 妻尹氏［三世］ 李天祥 新罗仆射 妻迎日郑氏［四世］ 李光禧 新罗阿于 妻黄氏［五世］ 李立全 新罗司徒 妻白氏［六世］ 李兢休 高丽司空 妻李氏［七世］ 李廉顺 高丽生员户长 妻郑氏［八世］ 李承朔 高丽生员户长 妻白氏［九世］ 李充庆 高丽生员 妻尹氏［十世］ 李景英 高丽生员户长 妻尹氏［十一世］ 李忠敏 高丽长史 妻崔氏［十二世］ 李华 高丽枢密 妻黄氏［十三世］ 李珍有 高丽生员户长 妻吴氏［十四世］ 李宫进 高丽翰林 妻李氏［十五世］ 李勇夫 高丽大将军 妻李氏［十六世］ 李璘 高丽内侍执奏 妻南平文氏［十七世］ 李阳茂 高丽将军 妻李氏二、李朝追封四祖1、穆祖 仁文圣穆大王 李安社 高丽宜州知事，后来曾经入仕元朝，为南京五千户所达鲁花赤。南宋咸淳十年（高丽元宗十五年，1274）三月十日去世。葬在咸兴的德陵。李朝太祖即位后追尊为穆祖（布德执义曰穆），后为穆祖。太宗时加上谥号“仁文圣穆”。

王妃 孝恭王后李氏，葬在咸兴安陵子女 长子 安川大君 李于仙 次子 安原大君 李珍 三子 安丰大君 李精 四子 翼祖大王 李行里 五子 安昌大君 李梅拂 六子 安兴大君 李球寿2、翼祖 康惠圣翼大王 李行里 生于咸兴的德源。袭封元朝千户职位，咸淳十年（高丽元宗十五年，1274）九月十日去世。葬在咸镜道安边，陵号智陵。太祖即位后上庙号为翼祖（思虑深远曰翼）。

王妃 贞淑王后崔氏，葬在咸镜道文川，陵号淑陵子女 长子 咸宁大君 李安 二子 咸昌大君 李长 三子 咸原大君 李松 四子 度祖大王 李椿 五子 咸川大君 李源 六子 咸陵大君 李古泰 七子 咸阳大君 李腆 八子 咸城大君 李应巨3、度祖恭毅圣度大王 李椿 生于咸兴府松头里。至正二年（高丽忠惠王后三年，1342）七月二十四日去世。高丽赠官衔为赞成事。太祖即位后追尊为度祖（心能制义曰度）。陵号义陵，在咸兴。

王妃 敬顺王后朴氏 （籍文州）陵号纯陵，在咸兴子女 长子 宗昌大君 李子兴 次子 桓祖大王 李子春 三子 宗原大君 李子宣 四子 完川大君 李平 长女 文惠公主 次女 文淑公主 三女 文懿公主4、桓祖渊武圣桓大王 李子春 元延佑二年乙卯（高丽忠肃王二年，1315）年生。仕高丽，官至荣禄大夫、判将作监事、高丽朔方道（后为咸镜道）万户，兼兵马使。元至正二十年（高丽恭愍王九年，1360）四月甲戌在朔方道去世。李朝太祖追上庙号为桓祖（辟土服远曰桓）。葬咸兴定陵。

王妃 懿惠王后崔氏 （籍永兴）葬咸兴和陵子女嫡子长子 永城大君 李天桂次子 太祖大王 李成桂长女 贞和公主庶子长子 完丰君 李元桂（李氏所出）

次子 义安大君 李和（定嫔金氏所出）

太祖 康献至仁启运应天肇统广勋永命圣文神武正义光德大王 李旦李旦（1335——1408），字君晋。初名成桂，字仲洁，号松轩。

至元元年（高丽忠肃王后四年，1335）十月十一日出生于高丽朔方道永兴郡黑石里的桓祖私邸（永兴本宫）。父亲李子春仕蒙古双城总管府，併为高丽朔方万户。李成桂少年仕高丽，官至东北面元帅知门下省事、守门下侍中。

李成桂出生和成长的时期，正是大蒙古帝国走向衰弱、东北亚大地风云跌宕的时期。元至正二十八年（高丽恭愍王十七年，1368年）正月初四，出身红巾军的朱元璋在应天即位，建立大明，改元洪武。是为洪武元年。同年明军北伐，攻占元大都，元惠宗（乌哈图可汗）北奔，作为中国历史朝代之一的元朝宣告终结。但是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蒙古残余势力仍然控制着漠北，并且影响着高丽对明朝和北元的政策。

洪武二年四月，朱元璋派人前往高丽，宣告即位。高丽立即停用至元年号，遣使至应天恭贺朱元璋登极，朱元璋颁诏册封恭愍王为高丽国王，并赐金印。明丽两国宗藩关系正式建立。但是，高丽王室世代迎娶蒙古公主，而且高丽一向擅长在大国之间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这也是它免于被金、元这样的虎狼之国吞并的原因——而获得好处。所以高丽朝廷一直与北元朝廷也私有往来。1372年，明军在辽东败于盘踞在辽阳行省的北元将领纳哈出，高丽亲元势力也大为活跃。1373年，恭愍王被弑，北元想送高丽宗室、沈王脱脱不花回国即位，但是高丽拥立恭愍王养子辛褕。1377年，北元册封辛褕为征东行省左丞相、高丽国王。1378年北元昭宗去世，国力式微，善变的高丽又再次向明朝示好。

其时高丽国内分为以崔莹为首的亲元派和以李成桂为首的亲明派。两派相争，亲明派最后得胜。李成桂等新官僚废除了高丽的私田制，改行“科田法”，一扫高丽王朝的旧势力。此法不仅把土地交给李成桂去分配，还赋予了他统治国家的权力。以李成桂为首的集团完全了解，能不能带来秩序和结束衰微的高丽王国，取决于土地占有制度。高丽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宗庙、学校、仓库、寺社、禄转、军须田及国人世业田民，豪强之家夺占几尽，”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跨州包郡，山川为标”的大农庄。而兼并之家，收租之徒，“自秋至夏，成群横行，纵暴侵掠，倍于盗贼，”，许多良人农民又沦为大农庄主的奴婢。李成桂兵变上台以后，积极着手田制改革。政变当年，李成桂立即宣布将佛寺的三百多处土地收归国有，没收国家东北部和西北部的所有私田文契。1390年，焚公私田籍于市街，大火数日不灭。1391年，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共79万多结（包括耕地和荒地），并宣布实行科田法。国家规定，京畿一带土地按科（等级）授给在京任职的官员，故称科田。第一科得田150结，依次递减，至第十八科得田10结。京畿以外的地方置军田，以养军士。地方官吏和“闲良”，不论资品高下，随其本田多少，各给军田10结或5结。从“凡受田者身死后，其妻有子媳守信者，全科传受，无子媳守信者，减半传受”看，科田和军田都允许程度不同的世袭。另有功臣田，可以子孙相传。公私奴婢、工商、卖卜、娼妓、僧尼等，不许受田。凡公私田租，水田1结糙米30斗，旱田1结杂谷30斗。除陵寝、仓库、宫司、公廨、功臣田外，有田者皆纳土地税，水田1结白米2斗，旱田1结黄豆2斗。科田、军田、功臣田都是私田，其余土地为公田；公私田的比例无资料可查，无疑公田占绝大多数。军田和科田，须向国家纳土地税，所以又是不完全的私田。重要的是国家规定公私田租的数额，“此外有横敛者，以脏论。”科田法的实施有积极意义，它限制了大农庄主的横征暴敛，有利于中央权力的加强，也多少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根据科田法的条例，土地按人的地位（等级）来分配，通常只供有生之年享有。受田者获得租权，而农民则得到耕种权。按惯例田租为庄稼收成的一半，通常作为租税缴纳给国家。由于就耕作权而言，农民作为佃农对土地的占有得到了保障，不能被没收，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此外，两班（即拥有官职的贵族）的土地积累受到这样一条规定的严格控制：科田将只在首都周围的京畿地区授予，在这个地区，政府很容易加以监督和监视。李成桂及其追随者通过坚决地实行土地改革，掌握了经济大权。

这时，在1388年，明朝在咸镜南道的南端元朝双城总管府（1355年被高丽吞并）设置铁岭衞，移文告知高丽，高丽朝廷大哗。崔莹怂恿辛褕铤而走险，进攻辽东。李成桂则极力反对。是年四月，辛褕派兵入侵明朝。李成桂渡过鸭绿江后发觉行军困难、粮饷不济、士气低落，于是回师松京，废黜辛褕，流放崔莹。之后李成桂立辛褕之子辛昌为王，又废，改立高丽宗室王瑶（恭让王）。此时，李成桂已经有心对高丽取而代之。李成桂和诸子在松京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布置工作。为了剪除忠于王氏高丽的势力，类似当年太原谋反时李世民角色的李成桂第五子李芳远还派刺客，在京城善竹桥刺杀了有极高声望、不肯归依李家势力的高丽大学者郑梦周，并借机刺杀了许多其他反对派。高丽京城内一片腥风血雨的恐怖景象。

明朝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七月十六日，在高丽左侍中裵克廉、以及郑道传、赵浚等人的倡议推戴下，李成桂在松京（开城）寿昌宫即位。其时五十八岁。李成桂以“权知高丽国事”的头衔向明朝上表，称高丽国王昏乱，自己受推戴不得不即位。朱元璋则口气冷漠，说“尔恭愍王死，称其有子，请立之，后来又说不是。又以王瑶为王孙正派，请立之，今又去了。再三差人来，大概要自作王。我不问，教他自作，自要抚绥百姓，相通来往”。不久，李成桂拟定两个国号——“朝鲜”（古号）和“和宁”（李子春就仕之地）请朱元璋决定，朱元璋选了朝鲜二字，但是又因为李成桂“顽嚣狡诈”而不正式册封赐印。于是李成桂的头衔改成了“权知朝鲜国事”。

李成桂一即位，便追尊四世祖为王，并改名字为李旦（为统一起见，下文仍称李成桂）。同年十一月，李成桂颁诏定都汉阳，建宗庙社稷、宫室城池。同时由郑道传等人制订了《朝鲜经国典》。鉴于高丽诸王崇拜佛教而影响国事，李成桂推行崇儒抑佛的国策。寺院的土地多被没收，贵族庄园里的奴婢都被释放，并且实行开垦农地与改良农具谷种等劝农政策。

李成桂有两个王妃。原配是承仁顺圣神懿王后韩氏（籍安边），恭让王二年去世。继妃是顺元显敬神德王后康氏（籍谷山）。李成桂把神德王后所生的最小的儿子——八子李芳硕立为世子，把辅佐大任交给郑道传。郑道传当时掌握着军权和政权。对此，创业中立下功劳的五子李芳远心怀不满，终于在太祖七年（1398年）八月发动政变。当时太祖正在病中。李芳远的府邸在汉城俊秀坊，坐落在景福宫西门迎秋门附近。李芳远因势力弱小而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召集府中私兵和守衞景福宫的禁军，杀入宫中，冲入世子东宫——资善堂，乱刀砍死了李芳硕，然后从景福宫南门杀出，袭击大臣郑道传。郑道传的家宅号为叫百子千孙堂，在汉城寿进坊。那时郑道传正在家中同世子李芳硕的丈人沈孝生进行欢谈，乱兵杀进门来，遭受意外袭击一同身亡。掌握政权的芳远对郑道传非常仇恨，将他的住所没收改成宫中饲养马匹的司仆寺。神德王后所生的另外一个儿子李芳蕃也同在此变中被杀。是为李朝的第一次王子之乱（史称“戊寅靖社”）。

王子之乱发生后，汉城沉浸在不安和恐慌的氛围中。李芳远冲进宫中，宣布“李芳硕、郑道传谋反，图谋杀害王子”（与玄武门之变何其相似，呵呵）。在李芳远操纵下，李成桂被迫让位给二子李芳果（定宗）。神德王后康氏被李芳远从宫中赶出，搬到了判内侍府事李得芬家（移御所），不久就神秘地“因病”死去。

失去了王后康氏和儿子芳藩、芳硕之后，李成桂患了一种象火一样堵塞喉咙说不出话的疾病。定宗不喜欢散发着血腥味的汉城，定宗元年，李芳果以参拜神懿王后韩氏的陵墓为由，前往开京，就在开城寿昌宫定居。当年三月，李成桂也被迫移宫。当他以太上王身份离开汉城时流下了悔恨的老泪。走过神德王后的贞陵前时怎么也迈不开脚步，慨叹：“初次迁出汉阳不是我个人的意愿，是和国人们商议的。”回到开京后，又说：“我迁都汉阳后失去王妃和儿子，现在重新迁都，对都邑人们实在惭愧。”

建文二年（定宗二年，1400年），李朝再次发生变乱。为了争夺王位，精明强悍的李芳远和四兄李芳干两人各自动员私兵，在开京街头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在这次战斗中取胜的芳远已经不在甘心于幕后操纵，于是从名义上的国王李芳果手里接过了王位，就是李朝太宗。这一次，李成桂为了保全老命，星夜出奔，直逃老家咸兴，居住在幼年的潜邸（咸兴本宫）中。李芳远为了探问老父，多次派出所谓“问安使”，朝鲜史书中对此有生动的记载：“芳硕变后，太祖弃位，奔于咸兴。太宗屡遣中使问安，太祖辄弯弓而待之，前后相望之使未敢道达其情。时问安使无一得还者。太宗问君臣‘谁可遣？’莫有应之者”。后来朝鲜形容一个人被支使干一项棘手的任务（尤其是有去无回的，呵呵）的着名谚语“咸兴差使”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面对李芳远这种六亲不认的悍主，这样的父子对立终究有结束的时候。1402年十二月，李成桂被挟持回京，幽居在离宫昌德宫内。永乐六年（太宗八年，1408）五月二十四日，老迈多病的李成桂于昌德宫广延楼下别殿去世。共计在位七年，在上王位十年，春秋七十四岁。明朝赐谥为“康献”（温良好乐曰康，聪明睿智曰献；《春官通考》则为“抚民安乐曰康，行善可纪曰献”）。这位李朝的开国君主被孤零零地一个人安葬在汉城近郊杨州俭岩山下的健元陵。

王妃 承仁顺圣神懿王后韩氏（籍安边） 高丽恭让王三年去世 葬开城丰德齐陵 继妃 顺元显敬神德王后康氏（籍谷山） 李朝定宗元年死 初草殓于汉城皇华坊，太宗二年改葬贞陵（在今汉城市内贞洞）

子女长子 镇安大君 李芳雨 次子 定宗大王 李芳果 三子 益安大君 李芳毅 四子 怀安大君 李芳干 五子 太宗大王 李芳远 六子 德安大君 李芳衍 以上神懿王后所生 七子 抚安大君 李芳蕃 八子 宜安大君 李芳硕 以上神德王后所生长女 庆慎公主 二女 庆善公主 以上神懿王后所生 三女 庆顺公主 神德王后所生 庶长女 宜宁翁主 庶二女 淑慎翁主定宗 恭靖懿文庄武温仁顺孝大王 李曔李曔（1357——1419）字光远，初名李芳果元至正十七年（高丽恭愍王六年，1357）七月，出生于咸兴归州洞的李成桂私邸（太祖潜邸咸兴本宫）。仕高丽，官至将相。

1392年，李成桂即位取代高丽，李芳果受封为永安君、官拜义兴亲军衞节度使。洪武三十一年（1398）戊寅，靖安君李芳远在都城举兵发难，朝鲜发生第一次王子之乱，世子李芳硕被杀。其时李芳果居长（长子李芳雨已死），于是册封为王世子，九月五日受李成桂禅让于景福宫勤政殿。是为李朝定宗。

李芳果即位后，实际操纵政权的是拥有兵权的五弟李芳远。即位当年，李芳果便离开了充满血腥戾气的汉城，回到高丽故都开京，先后居住在高丽故宫寿康宫、昌乐宫中。李芳果为人宽厚中庸，喜好在开城宫中玩击毬之戏。吸取高丽朝臣专擅的教训，在定宗年间的1399年三月，李朝颁佈了《奔竞禁止法》，抑制官人权贵势力。

建文二年（定宗二年，1400年），在开城发生了第二次王子之乱。这一次，李芳远已经不甘心当幕后国王了。是年十一月十三日癸酉，在百官拥戴下，李芳果在开城寿昌宫内传位于太宗，十二月上尊号为“仁文恭睿上王”。永乐十七年（世宗元年，1419年）九月二十六日，李芳果于开城仁德宫去世，在位二年，在上王位十九年，春秋六十三。明朝赐谥为“恭靖”（敬事供上曰恭；宽乐令终曰靖）。葬兴教洞厚陵。

王妃 顺德温明庄懿定安王后 金氏 （籍庆州）至正十五年生，永乐十年（太宗十二）年去世，终年五十八，同葬厚陵长子 义平君 李元生 （淑仪池氏出）

次子 顺平君 李群生 （淑仪奇氏出）

三子 锦平君 李义生 （淑仪奇氏出）

四子 宣城君 李茂生 （淑仪池氏出）

五子 从义君 李贵生 （淑仪文氏出）

六子 鎭南君 李终生 （淑仪李氏出）

七子 守道君 李德生 （淑仪尹氏出）

八子 林堰君 李禄生 （淑仪尹氏出）

九子 石保君 李福生 （淑仪尹氏出）

十子 德泉君 李厚生 （诚嫔池氏出）

十一子 任城君 李好生 （淑仪池氏出）

十二子 桃平君 李末生 （诚嫔池氏出）

十三子 长川君 李普生 （淑仪尹氏出）

十四子 贞石君 李隆生 （淑仪奇氏出）

十五子 茂林君 李善生 （淑仪奇氏出）

长女 咸阳翁主 （淑仪池氏出）

二女 淑慎翁主 （淑仪奇氏出）

三女 德川翁主 四女 高城翁主 五女 祥原翁主 六女 全山翁主 七女 仁川翁主 （淑仪尹氏出）

太宗 恭定圣德神功建天体极大正启佑文武睿哲成烈光孝大王 李芳远李芳远（1367——1422）字遗德 元至正二十七年（恭愍王十六年，1367）五月十六日出生于咸兴归州洞私邸 （咸兴本宫），母亲是神懿王后韩氏。李芳远从少年时代起便英果聪毅，洪武十五年（1383年）擢高丽进士，癸亥登文科，官至密直司代言。在李成桂谋代高丽的过程中，李芳远出力最大。为了给父亲篡位扫清道路，他和判典客寺事赵英珪一起在开城选地桥（善竹桥）刺杀了高丽大贤郑梦周。

开城善竹桥 李成桂即位后，李芳远被封为靖安君。洪武年间，他多次前往明朝。尤其是洪武二十六年朝鲜贡马，他随贡使前往南京，路过北平时与燕王私相会见，两人性格相近，相谈甚欢。由于李成桂晚年丧妻，续娶神德王后康氏，前妻韩氏所出诸子一直与其不睦，李芳远尤过之，康氏因此对其侮慢无礼。而出于对继室幼子的溺爱，李成桂立最幼之子李芳硕为世子。这就为后来朝鲜宫中巨变埋下了伏笔。而李芳远既然有辅佐父亲篡位的本事，自然也有招募私兵暗做筹备的本事。

经过前文所说的两次王子之乱，在建文二年（定宗二年，1400年）被册封为王世子，十一月十三日受其大兄禅让于松京寿昌宫。

此时，明朝发生了一场极大的变局。太孙朱允炆即位，燕王起兵靖难，惠帝用人不当，渐处下风，被迫对朝鲜更多地采取怀柔政策。为了在内战中拉拢朝鲜站在朝廷一方，当他得知李朝定宗传位于弟，便敕谕礼部，“朝鲜本礼文之国，辞位传袭之事，……若果无亏天理，悖人伦的事（呵呵，讽刺得妙极），任他国中自主张”。于是方赐朝鲜太宗国王诰命，及亲王爵的九章冕服（朝鲜本郡王爵，应赐五章或七章服）。这样，李成桂和李芳果多次求而不得的明朝册封，终于被李芳远得到了。他的头衔也从其父兄的“权知朝鲜国事”变成了朝鲜国王。而与其相厚，又均为夺位而成的明成祖“靖难”成功，登极之后，李芳远又再次上贺表，请冠冕服饰，于是再次得到了明朝所赐的金印、诰命、冕服、九章、圭玉、佩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坠、经籍彩币表里……。

李芳远在位期间，完善了其父的“科田制”，没收大量“私田”、“别赐田”、“寺院田”，颁佈《功臣田传给法》。创立了官员向国王个人负责的“六曹直启制”。1403年改革行政区划，撤去高丽时代沿袭下来的一留都府、五都护府、六府、二十牧，并改高丽的五道两边为八道。1417年设立都巡问使、都观察黜陟使、都安抚使三言官。有感于两次王子之乱的教训，在1400年，太宗废除高丽的私兵制，实行统一的府兵制，集兵权于中央。还召集都内衣冠子弟，设立“鹰扬衞”和“别侍衞”。1415年改革军制，设立守城军、营镇军、杂色军三种级别。李芳远在位期间，还修订了《经济六典元集详节》，《续集详节》、《璿源录》等书籍。

1413年9月，李朝宣布实行号牌法。国家规定10岁以上70岁以下的男子均按身分佩带一种号牌，上书姓名、住址、面色、身长、有无胡须等，在发牌时进行户口登记。如有不戴或伪造、遗失、借用者，要受处罚。两班贵族的号牌用象牙或鹿角制成，平民的则用杂木。1407年起实行邻保制，以连环保的方式加强统治和保证对国家的负担得以实现。李朝实行奴婢辩正，把高丽末期沦为奴婢的人改为良民，把寺院的私奴婢改为国家控制的公奴婢，使国家能够掌握更多的劳动力和兵源。

永乐十六年八月八日，五十二岁的李芳远位于世宗。十一月，上尊号“圣德神功大王”。永乐二十年（世宗四年，1422）五月十日，他在汉城泉达坊新宫去世。共计在位十八年，在上王位四年，享年五十六岁。他死后，明朝赐谥号为“恭定”（敬事供上曰恭；纯行不爽曰定）。肃宗九年加上谥号“睿哲成烈”，高宗九年追上尊号“建天体极大正启佑”。葬于献陵（在京畿道广州大母山）

王妃 彰德昭烈元敬王后 闵氏 （籍骊兴） （骊兴闵氏自此为朝鲜望族，五百年间出了多位王后）

至正二十五年（高丽恭愍王十四年）生，永乐十八年去世，终年五十六岁，合葬献陵子女嫡子 长子 让宁大君 李褆 次子 孝宁大君 李补 三子 世宗大王 李祹 四子 诚宁大君 李褈长女 贞顺公主 二女 庆贞公主 三女 庆安公主 四女 贞善公主庶子 二子 諴宁君 李裀 （信嫔辛氏出）

三子 温宁君 李裎 （信嫔辛氏出）

四子 谨宁君 李裎 （信嫔辛氏出）

五子 惠宁君 李祉 （安氏出）

六子 熙宁君 李袉 （淑仪崔氏出）

七子 厚宁君 李衦 （崔氏出）

八子 益宁君 李袳 （善嫔安氏出）

长女 贞惠翁主 （懿嫔权氏出）

二女 贞信翁主 （信嫔辛氏出）

三女 贞静翁主 （信嫔辛氏出）

四女 淑贞翁主 （信嫔辛氏出）

五女 昭善翁主 六女 淑惠翁主 （昭嫔卢氏出）

七女 淑宁翁主 （信嫔辛氏出）

八女 昭淑翁主 （安氏出）

九女 淑庆翁主 （信嫔辛氏出）

十女 敬慎翁主 （安氏出）

十一女 淑安翁主 （金氏出）

十二女 淑谨翁主 （信嫔辛氏出）

十三女 淑顺翁主 （李氏出）

世宗 庄宪英文睿武仁圣明孝大王 李祹李祹（1397——1450）字符正 洪武三十年（太祖六年，1397） 四月十日出生于汉城的太宗潜邸。永乐六年（太宗八年）封忠宁君，四年后进封大君。其时朝鲜的世子是太宗的嫡长子李禔，永乐二年册封，王位似乎与李祹无关。永乐十六年（1418年），朝鲜宫中发生变动。根据明史记载，“……十六年奏世子禔不肖，第三子祹孝弟力学，国人所属，请立为嗣，诏听王所择。因上表谢，并陈己年老，请以祹理国事。命光禄少卿韩确、鸿胪丞刘泉封祹为朝鲜国王……”。世子被废为让宁大君，而忠宁大君李祹则被太宗册封为王世子，是年八月八日，李祹受其父禅让，于景福宫勤政殿登基。是为朝鲜乃至东亚历史上最为贤明的国王之一——李朝世宗大王。

世宗以精通儒学而着称。除了将儒学价值观念作为治国之策的根本以外，还能够自如地对付两班学者。在十五世纪中叶他统治期间，在国家管理、语音学、民族文字、经济学、科学、音乐、医学和人文学研究方面都表现出进步思想。在政治方面，世宗建立了集贤殿，以促进体制传统和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还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六曹直启制”和“议政府署事制”，并且让世子协助处理庶务。朝鲜王朝初期政治制度不完善的现象在世宗年间得到了改善。世宗时期还制订了五礼（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和士庶四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他还对当时朝鲜的农民生活表现出巨大关注，为了减轻农民贡税负担，设置贡法详定所，由其制定了田分六等法、年分九等法、结负法，按照田地等级和年份丰瘠征收不同水平的赋税，并且在发生水旱灾害时提供救济。世宗还命郑招编纂《农事直说》，内容为从全国经验丰富的老农那里收集来的材料。这是朝鲜第一部农书，成了朝鲜农业的经典着作。此外还修订了《农桑辑要》、《四时纂要》、《本国经验方》等农事书籍。世宗还下令编纂医书，表明他对人民健康的关注。公元1433年，完成了一部共有365章的《医方类聚》和共有85章的《乡药集成方》。后一部书包括959条疾病诊断，10706个处方和1477个针炙疗法。还用本国语文出版了一部关于如何采集本地药材的书藉《乡药采集月令》。

世宗大王最着名的成就之一，是召集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朴彭年、崔恒、李善老、李垲等着名学者，创立了韩文字母（Hangul）。韩文字母由11个元音和28个辅音组成，具有简单和精确的特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在几小时内学会。儒家学者大为反对，说使用韩文字母会妨碍儒学研究。世宗则坚持推行韩文。并于公元1446年颁佈了《训民正音》。官方书面语言仍然是中文，就象拉丁文在欧洲那样，但是朝鲜的下层人民却有了一种书写自己语言的手段，创作了讴歌王朝建立的韩中两种语言写成的颂诗《龙飞御天歌》，并把《释谱详节》（佛祖生平片断）一书译成韩文。这两本着作为韩文的实际使用奠定了基础。

在科学文化方面，世宗于公元1442年下令试制雨量计，并把复制品分发给汉城的钦天监和地方行政长官，以纪录降水量。世宗对天文学的兴趣非常广泛，在他的鼓励推动下，汉城简仪台制造了浑天仪、浑象仪、正方案、圭表等天文仪器，以及仰釜日晷、悬珠日晷、天平日晷、定南日晷、自击漏、玉漏等计时仪器，绘制了天文图和七个星球的图集。还在汉城惠政桥安装了供公众核对时间的计时仪器。历法方面，制定了《七政算内篇》、《七政算外篇》、《诸家历象集》等历法书籍。世宗还命人修订韩国音乐的记谱法十二律，创作了朝会雅乐、会礼雅乐、祭礼雅乐，以及《定大业》、《保太平》、《发祥》、《凤来仪》等朝乐大曲，以及《凤凰吟》、《满殿春》、《与民乐》等曲目。

军事方面，当时的朝鲜发明了小火炮和火炮箭，设立了火炮铸造所。在对外关系上，世宗对当时朝鲜东北的女真部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东北边疆地区的大片土地被传统上认为朝鲜在公元前2333年建国。据《三国史记》和《高丽史》所记，朝鲜的始祖王檀君建立古朝鲜，定都平壤。公元1世纪被分为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公元7世纪新罗统一朝鲜。904年，新罗僧人金弓裔建立摩震国，又称泰封国。918年，王建建立高丽王朝，建都开京（今开城，又称“松都”，板门店所在地），定国号“高丽”。并深受中国儒家思想以及佛教的影响。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取代高丽王朝，建都于汉阳（现汉城），将国号定为朝鲜，历史上称为李朝。它是朝鲜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存在了五百余年。朝鲜在19世纪末不得不开放国门。1896年，朝鲜宣布独立，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在1910年日本侵吞朝鲜，李氏王朝灭亡。

李氏王朝李氏朝鲜，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王朝之一。又称朝鲜王朝（Chosun Dynasty），简称李朝。（1392年-1910年），开国始祖为李成桂，历经27代国王和皇帝，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

李氏朝鲜的国土大体上相当于今天朝鲜和韩国的总和，北方以鸭绿江和图们江同中国为界。王朝的首都初在高丽王朝的故都开京，1395年定都于汉阳。1398年第一次王子之乱后再度迁都开京，1400年第二次王子之乱后最终定都汉阳，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

从十五世纪后半叶的成宗时代开始，朝鲜的统治结构逐渐扩张。官僚阶层日益增多。俗称“两班”的文武官僚阶层人数增多。以协助世祖篡位的武将勋贵权臣为主的勋旧派，同与儒生和士大夫为主的士林派首先发生党争。燕山君被废黜后，士林派取得了胜利。士林派随后又不断发生内讧和分裂，包括明宗时期的大尹派和小尹派，以及宣祖时的东人党（岭南学派）和西人党（畿湖学派）。东人党在政治斗争中得势后又分裂为以李滉（李退溪）为首领的南人派和曹植为首领的北人派。北人派由于拥立光海君即位而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得势。朝廷中的北人党又分裂为以李尔瞻为首、主张拥立光海君的大北派，和柳永庆为首、主张拥立嫡子的小北派。小北派在光海君即位后受到打击，柳永庆被赐死，小北派分裂成清小北和浊小北，而大北派则又分裂成骨北、肉北和中北三派。南人则分裂为清南和浊南。西人派在仁祖反正、废黜光海君的政变中得势，又在显宗时期分裂为老论派（元老派）和少论派（少壮派）。南人派在肃宗时因依附张禧嫔而得势。总之，李朝的中期和后期，是在混乱而无休止的党争中度过的。

除了两班和士林的党争外，李朝的王位更迭也令人眼花缭乱。先后发生过第一次王子之乱（太祖退位）、第二次王子之乱（定宗退位）、乙亥靖社（世祖篡位）、中宗反正（废黜燕山君）、仁祖反正（废黜光海君）等多次政治变动。每一次政变都会带来被成为“士祸”的诛戮和贬斥。

由于李氏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所以在1896年独立之前，其国王不能自称皇帝。其配偶相当于中国的皇后，但是称为王妃。皇太子称为世子，皇太后称为王大妃，太皇太后称为大王大妃。在王妃之下，还有嫔、淑仪、淑容、贵人这些等级。按照李朝的传统，年幼的国王在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前，由王大妃摄政，称为“垂帘听政”。成宗、明宗、宪宗、高宗时的王大妃都曾经垂帘。此外，中宗时的朴敬嫔、肃宗时的张禧嫔都曾经用自身的影响干预朝政。

随着女人掌握政权而来的，是王朝后期的外戚门阀势道政治。清州韩氏、青松沈氏、安东金氏、丰壤赵氏、骊兴闵氏都是因外戚政治而得势的家族。

在对外政策方面，朝鲜对明朝采取事大政策。对于日本和满洲政权则采取敌视的态度。1592年发生了壬辰倭乱，朝鲜遭到日本入侵，并引至光海君被废。1627年和1636年，朝鲜又先后两次遭到北方女真人的后金政权入侵。在第二次入侵后，后金（1636年更名为清朝）确立了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朝鲜开国。1894年，为了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清朝与日本进行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后朝鲜宣布废除中国的宗主权，成为享有外交独立地位的主权国家。1896年，朝鲜国王高宗称帝宣告独立，将国名改为大韩帝国。但是日本设立了朝鲜统监一职，控制了朝鲜的内政和外交。1907年，高宗因向海牙和会派遣秘使，寻求国家独立而被勒令退位。1910年，日本与韩国签订《韩日合邦条约》，韩国成为日本的一部分，李朝灭亡朝鲜国，大明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兴，都汉阳。朝鲜为中华藩国凡五百另五年，历二十六主，传世三十二（追尊四、废位二）。朝鲜用明年号，明亡后国内用王位纪年和干支纪年，与清朝来往文书中用清年号。朝鲜高宗丙申登皇帝位，定国号大韩，建年号建阳，丁酉改元光武，丁未改元隆熙。大清宣统二年、大韩隆熙四年庚戌国除。历二帝，凡十三年。故李氏治朝鲜共五百十八年有奇。

朝鲜国王（李朝）

第1代1392-1393（洪武二十五—二十六）权署高丽国事太祖李旦建元陵初名李成桂。洪武三十一年退位，避居咸兴。在上王位十年神懿王妃（安边韩氏）神德王妃（谷山康氏）1393-1398（洪武二十六—三十一）权署朝鲜国事第2代1398-1400（洪武三十一—建文二）权署朝鲜国事定宗李芳果厚陵太祖次子，初封永安大君。在上王位十九年丰德王妃（庆州金氏）

第3代1400-1418（建文二—永乐十六）明朝正式册封为朝鲜国王太宗李芳远献陵太祖第五子，初封靖安大君。在上王位四年元敬王妃（骊兴闵氏）

第4代1418-1450（永乐十六—景泰元）世宗李祹英陵太宗第三子，初封忠宁大君昭宪王妃（青松沉氏）

第5代1450-1452（景泰元—三）文宗李珦显陵世宗长子显德王妃（安东权氏）

第6代1452-1455（景泰三—六）端宗李弘暐庄陵文宗子，被篡，封鲁山君，流放宁越，旋被害，肃宗二十四年复号定顺王妃（砺山宋氏）

第7代1455-1468（景泰六—成化四）世祖李瑈光陵世宗次子，原封首阳大君贞喜王妃（坡平尹氏）德宗李暲敬陵世祖长子，谥号懿靖世子兆惠王妃（清州韩氏）

第8代1468-1469（成化四—五）睿宗李晄昌陵世祖次子安顺王妃（清州韩氏）

第9代1469-1494（成化五—弘治七）成宗李娎宣陵德宗次子，承睿宗嗣恭惠王妃（清州韩氏）废王王妃（坡平尹氏）贞显王妃（坡平尹氏）

第10代1494-1506（弘治七—正德元）燕山君李隆成宗长子，失德被废，流放乔桐。隆字有竖心旁夫人慎氏第11代1506-1544（正德元—嘉靖二十三）中宗李怿敬陵成宗次子端敬王妃（居昌慎氏）章敬王妃（坡平尹氏）文正王妃（坡平尹氏）

第12代1544-1545（嘉靖二十三—二十四）仁宗李峼孝陵中宗长子仁圣王妃（罗州朴氏）

第13代1545-1567（嘉靖二十四—隆庆元）明宗李峘康陵中宗次子仁顺王妃（青松沉氏）

第14代1567-1608（隆庆元—万历三十六）宣祖李昖（宣宗）穆陵中宗第七子德兴大院君之子，承中宗嗣懿仁王妃（罗州朴氏）仁穆王妃（安东金氏）

第15代1608-1623（万历三十六—天启三）光海君李珲宣祖次子，被废，流放江华岛夫人柳氏元宗李琈章陵宣祖第五子，封定远大君仁献王妃（绫城具氏）

第16代1623-1649（天启三—顺治六）仁祖李倧长陵元宗之子仁烈王妃（清州韩氏）庄烈王妃（杨州赵氏）

第17代1649-1659（顺治六—十六）孝宗李淏宁陵仁祖次子宣德王妃（张氏）

第18代1659-1674（顺治十六—康熙十三）显宗李棩崇陵孝宗之子明圣王妃（清风金氏）

第19代1674-1720（康熙十三—五十九）肃宗李焞明陵显宗之子仁敬王妃（光州金氏）仁显王妃（骊兴闵氏）仁元王妃（庆州金氏）

第20代1720-1724（康熙五十九—雍正二）景宗李昀懿陵肃宗长子端懿王妃（青松沈氏）宣懿王妃（咸从鱼氏）

第21代1724-1776（雍正二—干隆四十一）英祖李昑（英宗）元陵肃宗第四子贞圣王妃（达城徐氏）贞纯王妃（庆州金氏）

真宗李緈永陵英祖长子孝纯王妃（丰壤赵氏）

庄祖李愃隆陵英祖次子，被囚死，谥号思悼世子（庄献世子）敬懿王妃（丰山洪氏）

第22代1776-1800（干隆四十一—嘉庆五）正祖李祘（正宗）健陵庄祖之子，承真宗嗣孝懿王妃（清风金氏）

第23代1800-1834（嘉庆五—道光十四）纯祖李玜仁陵正祖次子纯元王妃（安东金氏）翼宗李炅绥陵纯祖之子，谥号孝明世子（文祖）神贞王妃（丰壤赵氏）

第24代1834-1849（道光十四—二十九）宪宗李奂景陵翼宗之子孝显王妃（安东金氏）

第25代1839-1863（道光二十九—同治二）哲宗李升睿陵全溪大院君第三子哲仁王妃（安东金氏）明宪王妃（南阳洪氏）

第26代1863-1897（同治二—光武元）高宗李熙高宗李熙与世子李坧洪陵思悼世子曾孙兴宣大院君之次子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明成王妃（骊兴闵氏）

大韩帝国皇帝（李朝）

第1代1897-1907（光武元—光武十一）高宗太皇帝李熙洪陵光武十一年被迫退位，朝鲜国除后封德寿宫李太王明成皇后（骊兴闵氏）

第2代1907-1910（隆煕元—隆煕四）纯宗孝皇帝李坧裕陵朝鲜国除后封昌德宫李王，为日本皇族。王号传弟李垠（李王垠）纯明皇后（骊兴闵氏）

晚明野史家眼中的佛郎机人

古代中国并非封闭的令人窒息的国度，国内不同民族间经济、文化交往和国际间异质文明交往从未中断过。明代中后期中外交往愈加频繁，东西方文化交流加强。尤其是在弘治、正德之后，皇帝大多昏聩怠政，朝廷对社会的控制渐趋松弛，经济、文化上相对独立使得知识阶层得以游离于官方主流政治秩序之外，野史笔记逐渐勃兴，野史记载范围非常广泛，取材非常丰富，记载空间从内地向边疆甚至海外大大扩展，《行在阳秋》《南诏野史》、《朝鲜复国经略》、《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等有多处边疆和异域记载，有些野史中有倭船驶华及有关琉球群岛的记载。晚明野史撰述颇具世界眼光，反映明人的世界视野，这是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大环境相适应的。在明代被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是较早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欧洲国家，《明史·佛郎机传》对此有专门记载，而较早注意佛郎机人的野史着作是叶权的《贤博编》和王临亨的《粤剑编》。

叶权（1522—1578），字中甫，安徽休宁人，代表作是《贤博编》、《沙南集》、《平倭策》等。其中，《贤博编》是他游历吴越、福建、岭南等地所撰见闻杂记，对佛郎机人有绘声绘色的描述。体貌特征上，佛郎机人皮肤白皙洁净，多毛发，隆鼻，眉长而低，金发碧眼。衣着打扮上，佛郎机人往往手持念珠，右拽几杖，顶红帽，着裤袄，足登革履，以软皮为指套。天冷时，则戴毡笠，披毛衣。富者往往贴金戴银，以油涂身。妇女更为洁白，裹以幅布，耳缀金环，穿长衣拖地而行。饮食习惯上，他们喜爱味浓的烧烤，用玻璃杯饮洋酒，刀匙置西洋布上，手抓割食。礼节仪式上，男子以除帽半跪为礼，妇人与中国女子相似。宗教信仰上，佛郎机人对宗教非常笃信，仪节较为正式，通常隔数日即去礼拜寺。他们也讲求因果轮回。佛郎机人崇奉的神像为身长六七寸的香雕赤身男子，撑挂四肢，手足皆被钉在十字架上，听说是旗先祖为恶而遭此苦。叶权还记载了圣母玛利亚怀抱幼子的巨幅画，佛郎机人对其非常尊重。器物玩赏上，他记载了鸟统嘴枪，并认为此枪相当于佛郎机人的标志。他还区分了日本与佛郎机所制枪的不同，日本人所制“稍短而后有关可开”，而佛郎机人所制“长而后闭”。人持一支，犹如中国人之弓矢。叶权还称他亲眼见过其厉害，甚至说：“使有此物数支，伏阵中攒指之，何罹项羽哉！”表明了野史家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和称赞。

更为可贵的是，《贤博编》记载了佛郎机人在广东各地与华人贸易等情况。叶权重点介绍了佛郎机人人占据澳门的状况。在叶权眼中，晚明广东已有比较频繁的中外贸易，主要贸易对象是佛郎机人。他称有数千夷人聚集澳门，役使华人|妻子儿女，并以愤慨口吻谴责夷人拐骗儿童、役使华人之罪恶行径。广东地方官为从中牟利只能“以美言奖诱之”，而难以武力节制。海市直接在船上交易，货物源源不断地运来。也有一些夷人登陆犯事，勾结奸商流犯，从事诈骗贸易。佛郎机人还引发了区域性力量对比变动，东莞兵变时，地方武备难以制服土匪，只好免抽佛郎机人之税，借夷兵助剿。

此外，叶权还记载了黑奴。黑奴肌肤如墨，貌凶恶，蓬头垢面，生活悲惨，通常干些张朱盖、持剑棒保护白人主人的工作。黑人的耐受力比中国人强的多，他举例说，黑人溺水能“镇日坐水底，取堕物如拾诸陆”。黑人妇女厚嘴唇，往往额上施朱，更是丑陋无比。他认为黑奴来自某贫穷之国，因穷困潦倒才给佛郎机人做奴隶。

王临亨（1548—1601），字止之，江苏昆山人。《粤剑编》记载的是万历十九年（1601年）他赴广东审案时的所见所闻。《粤剑编》专辟“志外夷”一章记载了佛郎机人占据澳门的情况。在王临亨眼中，西洋人相貌奇异，深目隆鼻，秃顶髯虬髯。衣着花布衣，精工夺目。语言“撑犁孤涂，了不可解”。他认为佛郎机人的器物技艺较为高超，如锺錶、酒壶、油画、雕塑、天鹅绒、琐袱等无不精雕细作。西洋人的钱币似中国钱形，两面有细纹。与《贤博编》一样，《粤剑编》也记载了黑奴，相貌奇丑无比却神通广大，误认为是死而复活被白人役使者。

王临亨认识到这股佛郎机人往来中国，向来以澳门为中转之地，地方官曾驱逐过他们，但因明后期社会控制松弛，洋人渐渐蚁聚蜂结于澳门。明地方官允许华夷正当贸易，没收夷人不义之财，却难以驾驭佛郎机人，原因是夷人贿赂地方官吏使得他们的欺诈贸易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官吏只是坐而困之，实际上是姑息纵容。他还记载了西洋人之间的矛盾斗争。不知何国二舟载众夷至澳门，被称为红毛鬼，身长丈许。两艘夷船非常庞大，外部用金属包裹，入水有二丈。已经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以为红毛鬼与之争利，遂率兵逐之，红毛鬼战败，后不知所终。

整体上看，晚明对早期葡萄牙人已经有比较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并未与之深入交往。事实上，中国人对佛郎机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虽然中国人对佛郎机人种、相貌、战船、文物冠裳、殖民扩张等有较为直观的认识，但起初明人并不知道佛郎机确切的地理位置。蔡汝贤《岭海异闻》和《东夷图说》认为佛郎机在东南亚。还有人甚至断定佛郎机就在爪哇和满刺加附近。叶权认识到，在澳门聚集的佛郎机人是大西洋之一国。野史家在记载史事时往往以天朝大国国民自居，对佛郎机人表现出轻蔑之情。激赏器物，却鄙夷其文物冠赏，视其进京传教或经商为朝贡。野史家往往以蔑视的口吻称其人为“夷人”，语言为“鸟语”。

晚明野史家对佛郎机人的关注反映出早期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和新鲜事物认识的渴望，中国人的世界观得到一次较大更新，这对晚明以降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后世文人墨客借助野史的思想资源建构了一系列中西交往的历史图景，有人以“明人眼中的西洋人”为题行文在网上风行，也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明人佛郎机观初探庞乃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明代在中外关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当时，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出现了新的、令人振奋的情势，那就是在中国航海史上所展现的郑和七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和由此所树立的明朝在亚非世界中良好的国际形象，在中外关系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但还应理性地看到，由于明朝厉行海禁政策，极具活力的民间海外贸易被禁绝，故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带来明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根本性变革，明朝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延续，未能实现自我超越。

就明时的西方世界而言，文艺复兴和新航路的开辟，使资本主义迅速向全球推进，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浪潮之中。但明人对世界的这一新趋向浑然不知，文人学士和封建官僚都无法做出积极的应对，只能在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中向前滑行，但又不知滑向何方。而不断东来的西方传教士、商人、官吏、士兵与明代中国有着零距离的接触，对明代中国予以全方位、多角度的审视，并通过报告、着述、信札、地图等手段，将中国的相关信息迅速反馈给欧洲，对欧洲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强烈的反差决定着传统中国和新兴欧洲的不同走向。本专题集中对明代中国的外交思想以及明朝人对日本和欧洲的认知水平进行了深入探讨，视角和史料俱有新意，从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传统中国长期形成的“华夷之辨”在认知外部世界时所缺乏的冲动和迫切，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外部世界认知的模糊和肤浅，使人们从历史长河中体味传统中国逐渐落伍于日本和欧洲的深层次因素。

内容摘要：被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是最为明代中国人所熟知的欧洲国家。明人之佛郎机认识已经涵盖了葡萄牙的不少方面，其中关于地理方位、人种归属、火器战船、殖民扩张以及物产风俗之认识已经达到一定深度。明人佛郎机观相对于以往华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既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又表现出明显不足，而且对明朝中后期之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明人；佛郎机；葡萄牙中图分类号：K248；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6）01.0031.06 被明人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是新航路开辟后出现于中国人面前的第一个欧洲国家。

在向东南亚地区进行殖民扩张过程中，佛郎机与中国明王朝发生了较多政治经济联系，相关的佛郎机信息亦逐渐传入中国。以这些东来信息为素材，明人佛郎机观逐步孕育形成。这是古代中国人对域外认识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结果，在明清时期具有典型和示范意义。

明人佛郎机观既反映了明朝中期以来中葡关系曲折发展的客观现状，又对双边关系之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考察明人佛郎机观，对深化明代中葡关系乃至中欧关系之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佛郎机一名原系伊斯兰教徒对欧洲和基督教徒之泛称，乃是法兰克一词之误读。艾儒略《职方外纪》卷2《拂郎察》在介绍法国时称：“中古有一圣王名类思者，恶回回人占据如德亚地，初兴兵伐之，始制火铳，因其国在欧逻巴内，回回人遂概称西土人为佛郎机。”葡萄牙人东来后，明人根据东南亚伊斯兰教徒尤其是满剌加人之惯称，遂称葡萄牙为佛郎机。

利玛窦说：“葡萄牙人首先抵达中国南方的海岸，那里的居民把它叫作佛郎机（Franks），这是撒拉逊人对所有的欧洲人的称呼。但中国人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流音‘R’，而且从不使用中间没有元音的两个辅音，因此把这个字读成佛郎机。”（其实，佛郎机并非明人对葡之惟一称呼。根据《明实录》等明代原始文献之记载，最晚至嘉靖末年，明人已有“蒲丽都家”或“蒲都丽家”等更为准确的对葡音译称谓，但广东当局却将这一称谓变更视为佛郎机人为逃避贸易关税而耍的金蝉脱壳之计，不仅不予认可，而且猛烈批判。吴桂芳说：“照得蒲丽都家国名，史传所不载，历查本朝，并未入贡，恐系佛郎机国夷人，近年混冒满刺加名目，潜通互市，今又托名求贡，以为阻赖抽分之计。”［2］~400，吴司马奏议，议阻澳夷进贡疏因此，佛郎机也就成为明代中国人对葡萄牙之专门称谓。）

需要说明的是，明人后来亦称西班牙为佛郎机。这一方面是因为西班牙人有着与葡萄牙人同样的体貌特征，驾驶着同样的高大海船，使用着同样的锐利火器，更是因为当时西、葡两国已经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国家。但他们在具体论述时却又加以区别，如称葡萄牙为佛郎机，称西班牙为干丝腊或大吕宋等。

明人对佛郎机地理方位或所属大洲之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不少人一开始并未把佛郎机看作欧洲国家，而是当成地处西南的亚洲国家，有人甚至断定佛郎机就在爪哇和满刺加附近。蔡汝贤认为，佛郎机在西南大海之中，与满剌加处于同一航线上，循此海路可至其国茅瑞征称：“佛郎机在海西南，近满刺加。”［4］卷5？

佛郎机在俞大猷看来，佛郎机与安南、占城、暹罗一样，是所谓西南诸番，距离广东不远卷7，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书。严从简则认为佛郎机是古代喃勃利国之更名，与爪畦相对。他说：“另有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或云此喃勃利国之更名也。古有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机国与相对。”［6］卷9，佛郎机 沈德符认为，佛郎机由古三佛齐国发展而来，乃南洋一大都会（卷17，火药。）黄廷师说，佛郎机属千丝腊，“原距吕宋不远，所谓数万里者，伪耳。”ISIS3，驱夷直言启祯时期之熊明遇虽然认识到“大西洋之番，其种有红毛者……与佛狼机、干丝腊并大，而各自王长不相臣属。”［9］素草下，红毛番但又称：“佛郎机居海岛中，与爪哇国值，初名喃勃利国，后更今名。爪哇在真腊之南，白占城驶舟二十日夜可达，计佛郎机与爪畦、真腊隅置海中，道里大约相同。”［9］ 方位判断上的摇摆不定，说明熊明遇还不能断定佛郎机的大洲归属。相比之下，顾应祥对佛郎机地理方位之判断相对准确得多。他认为佛郎机可能就是元代进贡天马的佛郎国，与大食帝国为邻。其《静虚斋惜阴录》卷12云：考历代史传，并无佛郎机国之名，止有拂林国。元世祖（当为元顺帝——笔者注）至正间有佛郎国进异马，或者是其国也。又唐史西域传开元中大食国献马不拜，有司将劾之，中书令张说谓殊俗幕叉，不可置之罪，玄宗赦之。使者叉来辞，云国人止拜天，见王不拜也，有司切责乃拜远夷之桀骜如此。却其贡而逐之，圣明之见远矣。由此观之，则佛郎机亦大食之邻境也。

延至明朝后期，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不断来华和明人世界地理知识的日渐增多，不少人已经知道佛郎机属于欧洲国家，在晚明中国人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佛郎机已经有了较为合适的地理位置。

对佛郎机之人种属性，明人已有一定认识。茅瑞征说，佛郎机人“身长七尺，高鼻白皙，莺嘴猫睛，须卷而发近赤，亦多髡首，剔须。”［4］卷5，佛郎机张燮《东西洋考》卷5《吕宋》云：“佛郎机身长七尺，眼如猫，嘴如莺，面如白灰，须密卷如乌纱，而发近赤。”熊明遇日：“其人深目而多须髯”［9］。

如此记载不一而足，不必多引。他们已从发肤颜色、面部特征、身材体格等方面对佛郎机人作了初步描述。由于东西人种的巨大差异，加之找不到合适的人种归属，不少明人文献对此只好存疑处之。黄衷《海语》卷上《满刺加》云：“佛郎机不知何种，素不通中国。”所谓“不知何种”，正是一种存疑待考的态度。

令人可喜的是，蔡汝贤在《东夷图说·黑鬼》中比较了非洲黑人和欧洲白人的不同之处，并且首次使用了“白番鬼”这一称呼。他说：“黑鬼即黑番鬼，号日黑奴……或日猛过白番鬼云。”其“白番鬼”乃指佛郎机。“白番鬼”一词的使用表明，蔡汝贤已经把葡萄牙人归属于白色人种。这一称谓是对中国传统之“色目人”内涵的重大突破，为进一步认识佛郎机人种奠定了基础。火器、战船认识在明人佛郎机观中占有相当比重。《明武宗实录》卷194“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称：“佛郎机最号凶诈，兵器比诸夷独精。”所谓“兵器比诸夷独精”，指的正是其火器与战船在当时有着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火器即佛郎机铳，亦简称佛郎机。顾应祥云，佛郎机铳原出佛郎机国，因国名而名之。其最大特点是铳分子母，母铳腹大，予铳数多，子铳事先装填药弹，战时轮流装入母铳，随装随发，杀伤力因此大大提高。试验发现，其射程在二百步左右，百步内威力较大，击大击小，皆能得心应手［101］~12。

嘉靖初，广东官军对窃居屯门的葡萄牙人进行清剿，葡人以佛郎机铳相拒，官军“苦无如彼铳何”［9］。正是在中葡军事冲突中，明人逐渐加深了对葡人火器威力之认识。他们眼中的佛郎机“大者千余斤”，“中人立死，［4］卷5?佛郎机，大可摧木石，细能击雀。［9］其火药配方亦与中国大不相。明人称佛郎机战船为蜈蚣船。其船身体细长，底尖面阔，两边列置船桨数十条，形状酷似蜈蚣，故而名之。茅瑞征说：蜈蚣船底尖面平，不畏风浪，用扳捍蔽矢石，长十丈，阔三尺，旁架橹四十余，置铳三十四，约每舟撑驾三百人，橹多人众，虽无风可疾走，铳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卷5，佛郎机茅元仪亦云：其形如蜈蚣，其制始于东南夷，以驾佛郎机铳……底尖面阔，两旁列楫数十，其行如飞，而无倾覆之患，故仿其制造之，则除飓风暴作，狂风恕号外，有无顺逆，皆可行矣。况海中昼夜两潮，顺流鼓丰世，一日何尝不数百里哉！其船内两旁各置大铳四五个，在舱内暗放，敌船不敢近，故得横行海上。竿资乘”水二。战船二。蜈蚣船 佛郎机之殖民本性是明人认识的热点之一由于正统以后明人之海外知识已大体局限于马六甲海峡以东，所以他们关于佛郎机殖民扩张之认识是从满剌加亡国开始的。黄衷说；正德问，佛郎机之舶来互市，争利而哄，夷王执哪哒囚之。佛郎机归诉于其主，议必报之。乃治大舶八艘，精兵及万，乘风突至。时已逾年，国中少备，大被杀掠。佛郎机夷酋进据其宫，满剌加王退依陂堤里。［12］卷上？

满刺加把殖民贸易争端当作佛郎机入侵满刺加的重要原因。蔡汝贤亦持此论。除满剌加外，明人还关注佛郎机对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殖民侵略。佛郎机在中国沿海的侵略活动更引起了中国人的高度警觉。

利玛窦写到：葡萄牙船只的规模，他们异乎寻常的装备，他们火炮的轰鸣，都只能增加中国人内心的恐惧。他们相信这些佛郎机人是强健的战士和各个国家的征服者，佛郎机的帝国是没有边境的，除非是到世界的尽头。［1］14 有基于此，不少人把佛郎机看成是侵略成性的白人国家。何乔远说：“佛郎机，黠夷也……行贾无所不至，至则谋袭其国人。”甚至视佛郎机为满剌加三害之一（13］王亭记满刺加。许大受断言，将来继贵州杨氏为患中国者，必为澳门佛郎机。他说：嘉靖问，澳门诸夷不过渐运木石驾屋，若聚落尔，久之独为舶薮。今且高筑城垣以为三窟，且分遣间谍，峨冠博带，闯入各省直地方，互相交结，即中国之缙绅，章缝折节相从，数千裡外，问候不绝，得其馈道者甚伙，频年结连吕宋、日本，以为应援。凡我山川厄塞去处，靡不图之于室。居恒指画某地兵民强弱，帑藏多寡，洞如观火，实阴有觊觎之心。时时炼兵器，积火药，适且鼓铸大铳无虚日，意欲何为？此岂非窥伺中国，睥睨神器之显状耶？（14）卷4圣朝佐辟 但在这一问题上，明人认识尚有差异。林希元认为，佛郎机来华旨在贸易赢利，绝非有意为盗。他说，佛郎机初来中国，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束檀乳诸香，与沿海商民交易，其价平允；而日用饮食之物皆由我边民供应，米、面、猪、鸡之价倍于平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扰边疆，杀戮人民，劫掠财物。佛郎机不仅不为强盗，而且担心海盗剽掠累及自己，主动为我驱逐海盗。“据此贝0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吾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也，”（14］卷5，与翁见愚别驾书。启祯时期，由于后金问题目趋严重，明朝曾数次招聘澳门葡人铸造火炮，教练钪法。这一做法在明朝内部引起激烈争论。礼科给事中卢兆龙认为，澳门葡人心怀叵测，坚决反对招引入内。徐光启等则持相反看法。他在《闻言内省疏》中辩称，葡人、荷人，顺逆不同，“红夷之志欲剪澳夷以窥中国……澳夷之志欲强中国以捍红夷，”I15）卷35？崇桃缉六月辛酉，主张借用葡人之力巩固国防。关于佛郎机社会风俗，明代文献记载甚多。其食人风俗尤为时人津津乐道。黄衷云，佛郎机窃据东莞屯门，设栅自固，“掳婴儿烹食之。”（12］卷上，满刺加（万历）《广东通志》卷69《番夷》称，正德中，佛郎机人来广东，“数掠十岁以下小儿烹食之，率一口金钱百文，恶少缘以为市。广人咸惴惴，莫必其命。”严从简甚至详细记载了佛郎机人烹食小儿之方法：其法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卷。需要说明的是，明人对于佛郎机食人风俗之传说与欧人对加勒比诸地食人习惯之记载一样，都是基于某种谣传的推测，未必真有其事。明人对佛郎机宗教信仰已有较多了解。顾应祥在初识佛郎机人时就说，其“头目常看书，取而视之，乃佛经也。”（10］卷12蔡汝贤亦云：“其俗不尚鬼，信佛，喜诵经。”I3）这裏的“佛经”当然不是指佛教经典，而是对基督教《圣经》的拟同性称呼。在对欧洲宗教不甚了了情况下，明人只能采用佛来称呼天竺以西的西天宗教，“佛”已不单单仅指佛教。茅瑞征记录了佛郎机之礼拜斋戒。他说：“俗信佛，喜诵经，每六日一礼佛，先三日食鱼为斋，至礼拜日，鸡豕牛羊不忌。”（4）卷5，佛郎机所谓“每六日一拜佛”，即言其每隔六日一礼拜；所谓“先三日食鱼为斋”，是说天主教小斋。待至耶稣会士特别是葡籍会士来华传教，佛郎机宗教信仰遂更多展现于中国人面前。明人所认识的佛郎机婚俗主要包括：婚姻以家世财产论、不用媒妁通聘问、教堂成婚教士主婚、女方妆奁之费数多蔡汝贤说，（其）“婚娶论财，无媒妁，家世相敌，即诣佛前相配，以一僧为证，谓之交印，遂携妇归。男聘以十四，责女之奁资常数倍，奴囝有五六房者，故外家非千金不以嫁女。”13《皇明象胥录》卷5《佛郎机》云：“婚娶论财，责女奁资数倍，无媒妁，诣佛前相配以僧为证，谓之交印。”关于社交礼节，明人称其贵贱相见。贱者以脱帽示敬，一般人相见则以扪心为敬；误扪其首则勃然忿争。（3）佛朗机在外交场合也没有东方的跪拜礼节［10）卷；明人所认识的佛郎机服饰是“贵者戴冠，贱者项笠……上着衫，腰穿长樗，下垂至胫，足有皮屦。衣服极沽。用琐袱、西洋布、琐哈喇，或中国丝绵铀段为之，颜色惟意”（3）.所了解的佛郎机饮食是“饮食不用匙箸，富者食面。贫与奴仆食米。”［4）卷5？佛郎机明人所记佛郎机物产极为丰富。蔡汝贤《东夷图说·佛朗机》云：“其产有犀、象、珊瑚、眼镜、琐袱、天鹅绒、琐哈喇、苏合、番段之属。”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12云：“所进方物有珊瑚树、片脑、各色锁袱、金盔甲、玻璃等物。又有一种如红绒褐，名撒哈刺，三刃剑一口，又一剑，铁，可折转。放手即直，其锋甚利。”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5《佛郎机》云；“相传其国颇富饶，多畜犀角、象牙、珠贝、胡椒。”《东西洋考》卷4《西洋列国考·麻六甲》记佛郎机“瑷建”，日：“俗称眼镜。《华夷考》日：大如钱，质薄而透明。如琉璃，色如云母，每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物产远非葡国重要物产之全部，而且并非全为葡国所产，如犀角、象牙、珠贝、胡椒、珊瑚、片脑之属皆为葡国热带殖民地物产，明人不知。误为葡萄牙物产，反映了对葡认识的片面性。明人对佛郎机语言文字亦有一定认识。熊明遇称“佛郎机……画革旁行以为书记”，与中国书写方式大不相同（9）。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满刺加》云：“佛郎机有使者日亚三，能通番汉，贿江彬。荐之武宗，从巡幸，武宗见亚三，时时学其语以为乐。”如是，则明武宗亦曾学习葡语延至明末，天主教士将拉丁文字带入中国，明人对此佛郎机文字遂有更多认识。明人佛郎机观是继大秦（拂蒜）观之后古代中国人对于欧洲国家的又一具体认识，与此前之大秦（拂秫）观相比。明人佛郎机观表现出了新的特点。（I）明人佛郎机观是在新航路已经开辟、全球化进程正在起步这一崭新国际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新航路的开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彻底打破了旧文明时代不同文明区域条块分隔、平行发展的隔绝状态，使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区域之间的交流融合由可能变成必然，由偶发变成常态，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亦由此开始。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和葡萄牙正是在此背景下走到一起，实现交流，相互认知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明人之认识佛郎机乃是全球化起步阶段不同文明区域之间交流融合的必然结果，是明代中国人对早期全球化的自然反应，体现了他们对这一世界历史大势的不自觉顺应。（2）明人佛郎机观是在明代中国人未得亲履其地情况下，以东来欧洲人特别是东来葡萄牙人为认识媒介，以并非完全主动接受的佛郎机相关信息为依据而形成的。认识来源于认识主体的目见耳闻。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进行加工后所获得的关于认识对象的基本印象。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明代中国人没能涉足葡萄牙，缺乏对葡萄牙进行积极主动的调查研究。没有获得关于葡萄牙的第一手资料。他们认识佛郎机的基本素材皆来自于东来欧洲人，尤其是东来葡萄牙人。葡萄牙殖民者在这一认识过程中表现得相当主动。从佛郎机占领满刺加，到佛郎机骚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再到佛郎机以非法手段窃居澳门，并以澳门为基地发展对华关系，葡萄牙殖民者不断以认识对象反作用于认识主体的特殊方式向明代中国人传递佛郎机信息。正是由于葡萄牙殖民者的不断灌输、刺|激，才最终促成明人关于佛郎机的一般认识。（3）作为对于欧洲具体国家之又一个案认识，明人佛郎机观在认识深度与认识广度较此前之个案认识大有进步。在地理方位上，此前之大秦（拂棘）观虽云大秦近于日没处，但并不知道大秦属于欧逻巴，对其国家所在之描述相当粗略；在人种归属上，此前之大秦（拂秫）观不知道大秦人种属于白色人种，而认为大秦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与中国人种大体一样；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此前之大秦（拂秫）观也是传闻多于事实，认识偏差较大。与此相比，明人佛郎机观则有了重大发展，如明人认识了佛郎机之真实名称，认识到了佛郎机属于白色人种，认识到了佛郎机之火炮战船，认识到了佛郎机之殖民扩张，认识到了佛郎机之宗教信仰，这些认识不仅涉及面更广，而且相对准确。体现了明人对欧洲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量的增加与质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明人对欧洲的认识的较高水平。第四，明人佛郎机观适时作用于明朝之国家政治生活，发挥了认识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力。以下两点足以说明这一影响的巨大而深远。其一，基于对佛郎机火器之既有认识，明人掀起了仿制佛郎机铳之热潮，并将其装备到沿边军队中，实现了军事装备的革命性变化。何儒、汪钱是明人早期学习葡萄牙军事技术的代表人物。

《殊域周咨录》载： “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汪）弦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10）卷9？

何儒通过内线从葡萄牙人那里获得的佛郎机制造技术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汪珐正是利用杨三、戴明等人研制的佛郎机铳打败了葡萄牙人，达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除在东南沿海地区仿制装备佛郎机外，北部沿边地区也大量仿制装备佛郎机汪珐是最早呼吁以佛郎机为沿边守备主兵器的明代军事家。

嘉靖九年，汪上言，国家于沿边地区各设重镇，驻扎重兵，又设墩台城堡，为了望之所，其为守御之计，似无不周。然每当蒙古内犯，镇兵终难抵御，此何故也？盖墩台初无遏截之兵，徒为嘹望之所，而城堡又多不备，所执兵器不能及远，所以往往覆败。为令之计，当用臣所进佛郎机铳，小如二十助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一铳，以三人守之；大如七十肋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三钪，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星列棋布，无有空阙，贼将无所容足，可以收不战之功。［16］~7，嘉靖几年九月辛卯 兵部尚书李承勋积极支持汪铉提议。在嘉靖皇帝和兵部推动下，佛郎机很快成为九边御敌之第一号兵器，促成了沿边主装兵器的实质性变化。其二，基于对葡萄牙游离于朝贡体制之外但又必须发展中葡贸易关系之既有认识，明人在处理中葡关系时，开始有意绕开朝贡体制，寻求一种以经贸关系为主要内容、以和平务实为虽终目的外交新模式。

1554年，葡萄牙特许到东方的船长苏萨通过与广东地方官员的接洽商谈，终于得到他们允许，葡萄牙与中国开始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朝贡贸易关系的新型贸易关系。这种中葡之间寻求确立的新型国家关系与传统朝贡关系明显不同，可以看作是明朝自身对于自己一贯奉行的朝贡外交模式的局部修正。此一修正虽然力度不大，范围也极狭窄，但它却是中国由古代外交模式向近代外交模式进行艰难转折的开始，此后之明清王朝虽然仍旧坚守朝贡外交模式，但在处理中欧国家关系时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这种模式。

张燮称这种模式“马非马，驴非驴”，可见其与传统外交模式的另类与区别。不可否认，明人佛郎机观尚有诸多不足与模糊之处。其不足主要表现为认识还比较肤浅，尚停留在以感性认识为主的认识阶段。

明人只是认识了佛郎机的一些表象或外在的某些方面，关于佛郎机内在的一些方面，如葡萄牙的社会政治制度，以葡萄牙为代表的大西洋沿岸国家的崛起，新航路开辟后由葡萄牙对外殖民所昭示的世界历史大势等等都还没有形成认识。

模糊之处主要表现为对佛郎机名称还存在混淆，如混满刺加为佛郎机，混干丝腊为佛郎机，甚至混吕宋为佛郎机，导致明人佛郎机认识中掺杂有满剌加认识、干丝腊认识甚至是吕宋认识，给后人的判断分析带来一定难度。

明人佛郎机观上述缺陷之形成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明人没有亲临其境，进行零距离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关于佛郎机的第一手资料，只能以东来欧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为媒介间接认识佛郎机，得到的认识就片面肤浅，难以深入。

其次，明人没有掌握佛郎机语言文字，不能自主获得有关佛郎机的文字信息，使自己在对葡认识方面不可避免地陷于被动。上述两个方面导致明人无法获得足够多的佛郎机信息。信息量不足是明人佛郎机观难以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