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枭(半包软白沙)_作品相关（2 / 2）_明枭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再次，就主观态度而言，明人对佛郎机轻视有余，重视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将其视为仰慕天朝声教、贪图朝贡厚利的海外小邦，与朝贡体制下的撮尔藩属等量齐观，缺乏对其进行深入认识的主观动力，从而限制着认识的实质性深入。

明人佛郎机观的上述缺陷表明，明人在域外认识方面尚未摆脱传统观念的某些束缚，尚不能有效应对新航路开辟后全球化起步阶段来自欧洲的巨大挑战，导致观念与行动的落伍。此一趋势因清朝统治而全面强化，这当是中国在十六至十八世纪逐渐落后于西方，并最终陷入被动挨打境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朝大军：中国历史上战斗力保持最久的军队

中国历史5000年各个王朝的军事实力保持的时间不等，秦朝，隋朝威风一时，才那么几年就被打兔子一样干掉了。汉朝军事，唐朝军事被大家所乐道，其实也都百年而衰。惟有被轻视的大明军队战斗力保持的最久近300年。

1352年洪武起兵，明军初建，采石矶一战成名。鄱阳湖大破汉王60万水陆大军，平定枭雄张士城。1367年明军北伐蒙元，仅仅10个月就收复北京，从齐化门入城，俘虏监国贴木而不花，太蔚左丞相庆童，右丞相张康伯，中丞相满川，以及宣让，镇南，威顺等王子。缴获玉印，成宗玉玺。明军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将中国拯救出来，推翻了元朝把人分4等的残暴殖民统治，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蒙古统治者推翻的国家。

12月明军收复太原，元将扩廓帖木儿不敢抵抗带领18人逃亡北方，其余40000骑兵放下武器向明军投降。

洪武2年6月明军1万骑兵，8万步兵追击元朝末代皇帝俘虏丞相脱火赤以下10000人。3000马匹，5000牛羊。元朝末帝早已奔逃到北方几百裡外了。

洪武3年4月，明军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军主力王保保，俘虏文济王以及国公阎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韩扎儿等官员贵族1865人，官兵 84500人，马匹15280，其他骡子，牛，羊无数。王保保仅几人逃脱。取得了世界上到那时为止与元朝军队作战最辉煌的陆战大捷。

洪武20年，明军越过长城，2月明军轻骑雪夜平治，偷袭元军大寨。6月乘胜追击，在蒙古捕鱼儿海，大败元军，俘虏元朝皇帝的次子地保奴，妃子等64 人，太子必里秃，妃子，公主等59人，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官员2994人，军士百姓77037人。宝玺，旗牌149个。金印1个。马匹47000，骆驼4804，牛羊102552，车3000。蒙古从此一蹶不振，分成鞑靼，瓦刺，兀良哈等3大部。

到了永乐皇帝的时候，草原上的鞑靼部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了对内地和平的威胁。时代和个人的魅力与魄力使永乐皇帝成为了第一个亲自率领大军深入漠北讨伐胡人的汉族皇帝。他曾经亲自带领2万骑兵带着20天的干粮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冒险突袭位于现在俄国境内鄂嫩河边的鞑靼大寨。随后又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5万蒙古铁骑彻底击败鞑靼在漠北的势力，鞑靼大汗向明军称臣纳贡，表示屈服，永乐皇帝接受了贡品，封鞑靼大汗为和宁王。随后大军一直进入到极北的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风尘，永清沙漠。” 在远东，东北，大明的军队建立了努尔干都司控制了黑龙江，乌苏里江，库页岛等广大地区，建立了130个衞所，当地部落全部向大明臣服。

在新疆大明在哈密建立了管理机构，驻扎了军队，行使对新疆的主权。

而最为惊世骇俗，名秉青史的还是郑和7下西洋，第一次把中华国威远布四方十万里。莫敢不服。锡兰国国王亚烈苦奈儿冒犯大明使臣，侵凌四周弱小。公然叫嚣，哪个时候的大明和现在的美国一样，那吃这套，咱们可是警察，立马巨船带这水师就向这个相距万里的国家，发起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国王亚烈苦奈儿集结了50000军队企图顽抗，大明军队只500个骑兵，1500个步兵就干掉了他的50000大军，活捉了国王亚烈苦奈儿，和他的妻子，儿女，大臣们。并且把他带回大明王朝的首都接受中国法准的审判。

打遍了北方，西边，东北，无敌手之后，现在要说说南方了。明军那更是连战连捷。永乐4年，明军进入越南，越南依靠复杂的山地，建立防御要塞，挖掘壕沟，还在壕沟裏面安插竹刺。携带毒药弩，火铳，巨石的越军藏在一边。城栅相连达900里不断，尽发军队和所有男子200万参加防御。这可是中国军队史上面对的最复杂，纵深最长，参加防御人数最多的战役了。越南以为是固若金汤了，可这个对于处在鼎盛时期的明军来说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明军势如破竹，无可阻挡。一直冲了下去。双方主力爆发了普赖山会战，明军斩首越军首级达37390颗，其后第一次富良江之战明军歼灭敌军10000人，缴获战船100多只。第二次富良江之战越南战船连绵10多里，在陆地是无数战象配合步兵作战，企图靠大象击败明军。但是那是妄想，明军一下子歼灭了数万越军，杀的富良江被越南军的鲜血所染红，俘虏了越南的吏部尚书范元览，大理寺卿阮飞卿等高级官员，直到最后明军活捉越南黎氏国王，王子。

12年后越南再次爆发战争，明军水师在小黄江大破越南水军。击沉310多只越南战船。永乐19年，明军在农巴林大战中再次取得大捷击败了越南，老挝联军，先是用火器攻击敌军的大象，接着再攻击人员，斩首10000多人。到了宣德2年，越南8万军队包围了明军的一个屯民点，昌利城。在四周高筑土城，在上面用飞枪射击城里。双方激战9个月。越南终于凭借兵力的绝对优势破城，城里无一个士兵投降，全部战死或者突围。后来明军大军到来平定了越南军队。

西南地区到了万历12年，缅甸出动6万军队侵犯中国边境小城猛淋，明军在着名战将刘挺带领在直入匪穴，活捉敌酋。迅速平息了冲突，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特种兵行动。

明朝300年历史中最大的失败发生在正统年间，就是土木堡之变。但是严格的说和明军战斗力没有什么关系，失败的原因有2个，第1个是这只部队的实际指挥官刘振根本就是个军盲一点军事常识都没有，比纸上谈兵的赵括还烂。而且这次出动也是他想显摆，摆谱而已。一通的瞎指挥。

由于召集的命令太急，才2天部队来不及准备，所以粮食准备严重不足，刚出发就发生了饥荒，一天才开一顿饭。时间太匆忙实际集结的部队也只有20多万，不过就是北京的京军和周围上班的班军。哪个50万不过是号称而已，有很多傻瓜都把这个50万当作实际的出动人数，自己也不算算。

大军到了土木堡发现瓦刺军队早已占据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了。慌忙部署也摆开军阵，准备迎战。瓦刺看明军阵型严密，并没有进攻而是等待时机。时机很快就来了，土木堡明军这裏没有水，挖地2丈也没有一滴水。那时正好是炎热的8月，2，3天不吃饭，不喝水，还全副武装的随时准备作战。那人那里受的了？这个时候后面有个挖井队发现了一个水洼，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军。大家纷纷跑过去喝水，队伍逐渐混乱起来，变的无法控制了。瓦刺发现了这个情况，片刻间10万瓦刺骑兵铺天盖地的从四面冲了下来。明军多是步兵，队型又已经乱了，跟本无法阻止骑兵的集团冲锋，很快败下阵来。

但是强手就是强手，只过去了3个月明军就在北京城下打败了企图趁乱占领北京的瓦刺大军。而不是惊慌失色，赶快想着赔多少钱，让多少土地。

明朝中期，发生了倭寇骚乱的严重事件，倭寇都是些什么人呢？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里有记载，江南海警，倭人占30%，中国叛徒占70%。其实他们的大首领也大多是中国人如王直，李光头，许栋，严老山。沈南山……他们实际上是由中国地方豪强勾结海盗为核心，裹胁沿海贫民。雇傭日本浪人，的集团。而他们又和葡萄牙人，日本走私商人结盟。

那时内地明军应为上百年没有打过仗了，战斗力已经下降。他们按照规定实际上是70到80%，每天种地交纳粮食，20到30%每天疲于繁重的公共工程，修建河堤，大墓，宫殿。也就是班军。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群有管理的农民和民工。哪个时候只有在边境的明军才是正规军。他们只是国家农奴。

倭寇在万里沿海地区，神出鬼没，游走不定的游击战术，里应外合的配合和相对好的待遇，武器，经验。使这些民工级别的明军拿他们没有办法。很快明朝就训练了一只专门剿灭倭寇的机动部队，还从西南地区调来了适用于东南沿海山区的山地部队。

但是强者的适应能力总是很好的，很快明军就建立起了有效的预警机制，机动灵活的调动部队，出动水师在海上拦截，攻击。1548年的一次水师突袭行动，一举端掉了双屿的倭寇巢穴，斩杀数百名倭寇。4月大明水师在九山大洋海战中一举歼灭了一只倭寇船队，斩杀首领稽天新四郎等2000人。接着在1549年1 月的走马溪战斗，斩杀包括葡萄牙海盗在内的倭寇200人。1553年3月大明水师攻破大首领王直在列表的总部，随后又在表头，北交2次海战中击败倭寇。

经过1555年的王径江，陆径坝战役歼灭2500名倭寇，彻底扫平沿海所有倭寇。

历史逐渐明朝建国的第224年，明军开始抗日援朝的战争，在朝明军以少胜多，充分发挥了中国在火炮上的长处，大败日本丰臣秀吉的20万战国精英。并且在战争结素后，在北京紫禁城下公斩日本战犯。威震日本，大振国威。

走到了明朝末年，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先不提应为进入了罕见的冰冻时期，给这个以农业为主，人口众多的国家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也不提因此造成的连续的干旱，蝗灾，和应为灾害而广泛流行于北方的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给这个国家的实力造成的摧毁性打击。

也放下由于纷乱的党争造成的领导阶层的混乱，税收制度的不能够数目化管理，和第一次全球经济的衰退，给国家在战略领导，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失误。

就只说战斗，其实明朝后来是在三线作战，世界上强大如纳粹德国，拿破仑的法国，罗马……都不能坚持两线作战，更何况三线作战？

先说说南线作战，这个知道的人并不多。

天启皇帝元年，四川永宁大土司奢崇明，和另外一个大土司之乱，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从天启元年至崇祯十年，前后持续17年，大规模交战持续9年。

先是永宁大土司奢崇明叛乱，进攻重庆，成都，全川大震。后来4000明军在女将秦良玉的带领下夺回成都，重庆，但是叛军主力却安然撤退，2年2月水同大土司安邦彦叛乱，两股叛乱军合并一处，包围贵阳，明军主力当时都在往东？？，贵阳守军只能无限期的监守，盼望奇迹的发生。城里守军加上紧急招募的民兵只有7000人，而城外叛军多达100000多人。是明军的15倍。双方竟然反覆争夺达10个月之久，明军没有粮食，就吃用死去的人。最后时刻城里军队，百姓只剩200人。却无一兵投降，其壮烈古今无双，震烁古今。

天启3年12月，明军击破安邦彦叛军，斩杀18000人。后明军分兵5路，杀入土司腹地，俘虏元凶伪大樑皇帝奢崇明，和他的宰相菜金贵，妃子，将军等1000多人。土司叛军遭到重创，假意求和，明军急欲北上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是就在返回途中，叛军就在山涧伏击了明军。

明军震怒立刻回师，在汪家冲，宅吉屯，织金等会战接连大胜。天启5年6月，安邦彦勾结各地土司和越南联合进攻，10倍于当面明军，但是明军忠勇将士以决死之心与叛乱军决战，大破50000叛乱军。其后叛乱军转入利用西南山区的游击战，最终在崇祯2年9月，明军全歼残匪数万人，斩杀安邦彦。平定了西南土司妄图独立的梦想。

中线暴民军：

过去以为他们有多神勇，后来才发现和明军的战绩是败多胜少，而且大败，惨败多，明军还通常是以少胜多。要不是明军一再应为北方告急，急需调动部队过去，姑息宽恕他们。他们就是实力再大100%，也不是明军的对手。

1627年突然发生的大破坏，如同一个迷，旱灾使帝国的西部，变成了传说中的魔界，大批大批的人们静静的死去了，成为荒漠的世界。

日落的余辉下变成荒漠的农田上风沙四起，令人不寒而栗。澄阳县一个叫王二的人带着几百名走投无路的饥民，杀死了知县，后逃入山中，大暴动开始。

但是在曹将军带领下不到10000明军一路追着比他们多10倍的100000多暴民军狂打，从陕西到甘肃，从甘肃到陕西到山西。

崇祯5年明军调集京军，川军，河南兵，盐兵，毛葫芦兵，营兵，土兵共30000人把比他们多6，7倍的暴民军包围，裏面有闯王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大天王，八大王，八金龙，老回回等几乎所有头面人物十几万造反大军彻底包围在太行山与黄河交界的绳池渡。造反大军无路可退，就以假投降欺骗了明军，走出包围后继续叛乱。

暴民所过之处，把骡马裹带一空，连家属妇女也乘骡马。

遇到明军，以小股骑兵引诱到伏击地点，再以大队暴民围攻。用重金广布谍报，监视明军动向，攻城时，先派入内应，内外夹击，［怀陵流寇始终录卷6］暴民骑乘骡马动辄百里，明军步兵无法追击。

几经战斗，陈奇榆终于在一个四处绝壁的峡谷，车厢峡把李自成部36000人，死死包围住。只要从绝壁上面往下仍火石，发射弓箭，或者干脆不动困死对方就可以了。可是在这个生死一瞬之间的时刻，李自成主动向陈奇榆提出愿意投降，回家种地。而陈奇榆也就偏听偏信，还就当真了。结果李自成走出险境之后杀掉了押送官，重新造反了。

此时号称造反大军第一强的闯王高迎祥从陕西进入河南，在汝宁与张献忠等人会师，30万大军，连军营百余里。

卢象升部下大将祖宽亲自带领2万关宁军突然发动突袭，接连于11月15日，20日，26日连续击败30万造反大军。1636年崇祯9年正月，卢象升带领祖宽，祖大乐，罗岱部关宁军救援被闯王高迎祥围攻的安徽潞州，高迎祥，张献忠汇合各路暴民连营百里，昼夜攻城。关宁军赶到后击破暴民大营大获全胜，一路追杀到河南的七顶山。重创第一强的闯王高迎祥精锐骑兵。随后开始追击败退的暴民，向河南与湖北交界的大山赶去。

在陕西的洪承畴带领的2万秦军，川军也把10多万暴民。向这边赶，准备聚歼暴民于山中。就在这个关键时刻6月满清军队突破长城喜峰口杀入北京近郊，崇祯皇帝急忙命令卢象升带领关宁军祖宽，祖大乐，李重镇部，火速开往北京抵御满清军队入侵。8月满清军队退回关外，为了北京的安全崇祯皇帝任命卢象升为宣大总督，保衞长城。

7月从陕西传来了另人振奋的消息，3月刚刚上任的陕西巡抚，文武双全的山西进士孙传庭仅仅带领3000秦军防守西安，而闯王高迎祥率领数十万暴民铺天盖地的前来攻打。

孙传庭不仅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周密部署，在闯王高迎祥的毕经之路黑水峪，天才的利用高迎祥的麻毗大意，以少量兵力利用地形设下伏兵。经过4天激战，几乎全歼。

闯王高迎祥的中军数万军队，活捉闯王高迎祥及所部高级将领。并且于9月将高迎祥押往北京在紫禁城午门向崇祯皇帝献俘。崇祯皇帝碟杀高迎祥于午门。

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明军几千打败暴民军几万的战斗到处都是，到了1641，42年，明军财政应为上面的原因彻底崩溃，主力在辽东覆没，关内只剩下了新兵，老弱，暴民军才占有上风，可是败仗，惨胜也是很多的。

最后就是重要的北线了：

这个对手的实力相当不错，他集合了远东各个处于蛮荒时代的民族以及蒙古族，拥有机动，射箭，格斗的优势，应为他拥有天然的优质兵员。但是他最强的还在于头脑，满族是中国少数民族裏面头脑最好的，皇太极则是中国少数民族首领中最具有头脑的人物。

他们擅长诱降，内奸，联合，分化，重用投降被俘的汉人。

先说诱降这个是很重要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东北第2次大决战，辽沈战役中的沈阳战役中诱使城里的蒙古人打开城门，使他们攻占了这个防御上固若金汤的重镇。

东北第3次大决战，广宁战役，他们买通了明军一个总兵孙得功，在沙岭野战中，后金铁骑无法攻破3万明军组成的军阵，就是这个孙得功在双方正在激战中的时候，带领自己的部下，向后逃跑，敞开了明军侧面放敌军过来，并且大呼打败了，打败了。造成了明军士气动摇，以为前边真的败了，开始后退。被后金铁骑追杀，全军覆没。

他逃到广宁城后，关闭了火药库，四处放火捣乱，最后打开城门放后金进城，直接造成了整个战役的失败。

随后的宁远，宁锦战役，明军虽然取胜，但是在松锦决战中由于统帅的优柔寡断和王扑这个总兵的胆小怕死导致了战役的失败。其实在战斗中清军并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是明军占有优势，但是王扑的不服从命令，擅自逃跑，葬送了整个战役，和明军最后的主力部队。

清军入关后，在和明军的战斗中虽然开始还有优势，到了1647年以后满洲军实际上就已经没有战斗力了，或者说战斗力大幅度下降了。征战的主力是投降，收编的前明军，如汉军8旗，绿军等。所以在满清征服中国的战斗中，更多的是前明军打现明军。

肯定有人不服气，那就看看8旗军在关内战场的糟糕的表现吧。1651年明军取得靖州大捷，重创沈永忠的20000满汉军，桂林大捷，在城外野战中歼灭数千骑兵，冲入城里杀死王爷孔有德。衡阳大捷，杀死包括皇孙尼堪在内的5000名8旗军。

1653年海澄战役大破平南将军的满汉大军。镇江之战，用万余步兵大败7500骑兵［还有7500步兵支援］。

厦门战役全歼固山额真，平南将军的30000清军。而真正打败南明的是前任明军，而不是什么满洲军，如果说满洲8旗军还有战斗力的话，那也是索伦，锡箔，巴而虎，达翰儿等各族加入组成的伊彻满洲。

最牛的要属300年不败的大明海军了。

无论内战，还是越南，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全不在话下。

经典之战：与荷兰的料罗湾海战，与日本水鬼大名的露梁海战，与荷兰的彭湖海战，与葡萄牙，日本海盗的九山大洋海战，与越南的小黄江大战，与清朝的厦门海战。

这些个经典之作，以后一定会被拍成大片地。早晚黄金甲式的胸衣会被看烦的。

到了明朝的最后时刻，明军依然可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打败2000荷兰军，跨海收复台湾。以1万只有木棍，长矛，大刀的部队在云南打败拥有战象的10万缅甸军队，在一个遥远的山区大败平西王的满汉大军。那怕明朝最后的皇帝已经去世12年，明军依然可以在1674年收复被清军勾结荷兰一起占领，又要送给荷兰的彭湖。他们一直在保衞着中国。

看看明朝战史，你会发现明军无论多么惨，多么危机，都决不用女人换取和平，决不割地赔款。哪怕如暴民军大军压城，哪怕如瓦刺大军围攻首都，哪怕如皇帝不幸被俘。都决不认输。

明朝的皇帝有好的，有爱玩的，有荒谬的，但是没有软骨头的。你看如崇祯皇帝天子殉国，你看如正统被俘却决不求饶，你看如隆武战死沙场，你看如绍武被俘，绝食自杀。

正气明朝。明朝军队的单个战绩在世界上不是最好的，但是明朝确实古代世界上所有过百年的帝国唯一没有签定任何不平等条约的，唯一从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哪怕是暂时的。明军是世界上在国家基本亡国后，抵抗时间最久的。他们坚持抗战38年。

瓷器的发展历史

瓷器是我国独创的发明之一。我国瓷器的历史，最早可以推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它是在制陶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发明的。

早在六千多年前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创造并且使用陶器。当时的陶器是用粘土经手工捏制以后，在陶窑里大约五六百摄氏度的低温下烧成的，因此质地粗松。

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对于陶土的粘性和可塑性，对于火的利用和控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提高。在制造陶器的过程中，已经懂得了采用精细淘洗过的陶土作胎。制胎不仅有手制、模制，有的还用轮制。器皿的外部不仅研光，有的还绘有红色和黑色等图饰，考古家叫它做“彩陶”。有一种质地坚致、胎薄、纯黑、近乎半透明的陶器最引人注意，叫它做“蛋壳陶”。这些陶器之所以质地坚致，是和当时陶窑结构的进步分不开的。河南庙底沟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窑，已经出现了火口、火道、火膛、火室等结构。这种窑通风和热量扩散比较好，烧成温度比较高，火侯控制也比较容易，因此当时陶器不仅质地致密，而且品种增多，既有一般的红陶、灰陶，又有制作比较精的白陶和黑陶。

瓷器虽然和陶器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它们的烧制过程是极其相似的。可以认为，制瓷工艺是导源于制陶工艺的。从新石器材代晚期到商代，出现了用瓷上做原料、经一千摄氏度以上高温烧成的刻纹白陶和压印几何纹饰的硬陶，这就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自1953年以来，我国先后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安徽屯溪、江苏丹徒、陕西西安和扶风等地，发现了许多商周时期的釉陶或青釉器皿，品种很多，有尊、碗、瓶、罐、豆等，它们具有光泽，质地坚硬，扣之作金石声。由于这些敷釉器皿的外观或成分等方面兼具有陶和瓷的某些特点，所以人们叫它做“釉陶”、“原始青瓷”或“原始瓷器”。

所谓“瓷器”，它的坯料是由高岭土（也叫瓷土）、正长石和石英混合而成的，脂的表面施有玻璃质釉，在一千二百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下焙烧而成的，成品的吸水率很低，烧结后的器皿质地坚硬。为了鉴别和深入研究以上这些带釉出土品的质地情况，有关单位对安阳殷墟出土窑器作了化学分析。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原始瓷器的坯料是由高岭土一类的原料制成的。还可以看出，原始瓷器和陶器不同，它的胎中所含的酸性氧化物二氧化硅相对地增加了，而碱性氧化物氧化钙、氧化镁、氧化钠等却相对地减少了，这种人为的增加和减少，导致了原始瓷器烧成温度的提高，就是胎体熔化温度升高了，达到了一千摄氏度左右。在这样高温下烧结的原始瓷器，由于表面施有一层薄薄的青色玻璃质釉，所以它的吸水率降低了。据分析，安阳小屯出土的原始瓷器，吸水率的平均数大约只是千分之四。由此看来，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出现，恰好标志着我国陶瓷生产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岭土的采用，釉的发明和发展，以及烧成温度的提高，都为瓷器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然而，由于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加工制造过程还不很精细，胎和釉的配料还不很准确，温度控制和火候掌握还不够熟炼，所以和后来瓷器相比，质量比较差，因此叫它“原始瓷器”。

1924年，在河南信阳擂鼓台曾经发现了汉和帝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的早期青瓷。近年来，又在浙江上虞一带出土了东汉后期的青瓷。解放以后，从遍及我国南北的墓葬中，出土了许多东汉、三国、两晋时期的青瓷器皿。其中，在南京石门坎发现三国时期吴赤乌四年（公元241年）的青瓷？和砚，在南京光华门外赵土岗的墓里发现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的越窑上虞袁宜所作青瓷水注，在江苏宜兴周处（240—299）墓发现了西晋元康七年（公元297年）的艾青瓷器。这些青瓷，胎质细腻坚致，通体施有颜色浓绿的厚釉，已经离开了早期原始青瓷施釉薄颜色淡绿的阶段。此外，在浙江上虞帐子山还发掘出两条东汉龙窑，长度有十米以上，据研究这种窑的烧成温度已能达一千二百五十摄氏度。根据这些有确实年代可考的出土文物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东汉到六朝时期，已经发明了瓷器，并且比较成熟地掌握了瓷器生产。而且在制釉方面，向前发展的迹象更加突出。

瓷器所以引人注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坯体上施有一种或几种不同颜色的釉药。所谓晋有“缥瓷”（青白色瓷），唐有“千峰翠色”，柴周有“雨过天青”，吴越有“秘色”，宋代有粉青、翠青、乌金、玳瑁和杂彩，元代有青花釉里红，……这些美名都是对我国历代在制釉方面既有新的发展、又有独特风格的赞扬。

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发明了釉药。首先被烧制出来的是青釉，也就是以氧化钙作为熔剂的石灰釉。它是我国传统的瓷釉之一。釉和坯同样是由矿物料制成的，主要成分在硅酸盐、氧化铝、硼酸盐或磷酸盐等。在古代，釉的呈色剂（也叫着色剂）有铁、铜、钻、锰、金、锑以及其他金属元素。所谓汉代多色釉，就是以氧化铅作为熔剂，以铜、铁、锰、钴等金属元素作为呈色剂而烧制出来的铅釉。关于“呈色剂”，只就铁的呈色作用来说明：铁的氧化物有两种：一种是氧化亚铁，呈绿色；一种是三氧化二铁，呈黑褐或赤色。釉中的铁如果用还原焰烧炼，就能变成氧化亚铁；如果用氧化焰烧炼，就能变成三氧化二铁。据分析，在瓷釉中，如果氧化亚铁的含量达到千分之八，烧出来的瓷器就出现淡绿色，如果含量大于千分之八并且不断增加，绿色就由淡变浓。如果铁的成分大多，那也不好，超过百分之五，不仅还原发生困难，而且颜色渐呈暗褐色，甚至近似干黑色了。由于造瓷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所以到了唐代，越窑（在今浙江绍兴、余姚一带）的美丽的“千峰翠色”瓷，就是由工人掌握釉中恰当的氧化亚铁成分（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而获得的。当时掌握这一技术是很不容易的，不仅配制釉药量要准确，含铁的成分要适当，而且还必须严格掌握窑里的温度和通风情况，使瓷器在还原焰中烧成。

在传统的技术经验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实践，后世制作青瓷的技术更加提高，产品更加精妙。

在釉药的发明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技术也得到了发展。1976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地区发掘西周都市遗址时，发现了四种不同形式的玻璃珠和管状绿色玻璃项链。在这以前，也曾经从湖南长沙、河南辉县等地的战国墓葬中出土一批白色、翠绿色、深绿色的玻璃或釉玻璃制品，色泽美观，大都半透明。据分析，它们是一些含铅量比较高的铅玻璃。可见，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技术同铅釉的发明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历史渊源也是由来已久的。

我国白釉瓷器，萌芽于南北朝时期，比较成功地烧成于隋代。到了唐代，邢窑（在今河北内丘）的白瓷已经发展成为青、白二大瓷系中的主流之一。唐代着名白瓷窑除了邢窑之外，江西景德镇和四川大邑也是名列前茅的。1958年，在景德镇胜梅亭出土的唐代白碗，据研究，白瓷胎含氧化钙比较多，烧成温度已经达到了一千二百度，瓷器的白度也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的深远意义，在于为后来青花瓷器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上又有新的提高，是我国瓷业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向来被称为造瓷技术完全成熟的时期。在工艺过程方面，有了明细的分工，有专管火候、配料、制胎和施釉等工种。这种生产上的明确分工，既标志着瓷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专门技术的提高。定窑、汝窑、官窑、龙泉哥窑、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这五大窑和其他名窑的作品，在釉色和花纹图案装饰等方面，都有独特的风格。例如龙泉哥窑运用不同的受热膨胀系数烧成的“百权碎”，龙泉弟窑的“粉青”，定窑的莹白、甜白、牙白和绣花、刻花、印花，官窑的“紫口铁足”，景德镇的月白（影青），建窑的“鸟黑兔毫”、“鹧鸪斑”，磁州窑的黑釉刻花以及杂彩等瓷器，都是负有盛名为世所珍的佳品。

在宋代的许多名窑中，应当重点指出的是现今河南禹县的鈎窑窑变（经过窑烧釉药起化学变化），它以盛烧红、蓝色釉和衍生的紫色瓷器着称，五光十色，异军突起，打破了以往青、白瓷的单纯色调。据分析，钧窑釉的红色，是由还原铜的垦色作用产生的。铜和铁的呈色原理十分相近。在鈎窑红釉的成分中，含氧化铜大约百分之〇·三三。虽然釉中的其他微量金属元素也可能起呈色作用，但是，宋代劳动人民懂得利用铜盐的呈色作用、通过控制火焰性质的办法来得到几种釉色的技术，是难能可贵的。

宋代瓷窑结构的革新也值得重视。就北宋的龙泉窑来说，它是龙式窑，依山建筑，窑腔庞大，一窑可以放置墩一百七十多排，每排容一千三百多件，估计一次可以烧两万到两万五千件。窑的中部作弧形，可以降低火焰的流速，火势从前向后移去，窑温可以全部被利用，成品的釉色一致，老嫩差异很小。这时候北方烧瓷由烧柴的直火窑改进成为烧炭的倒火焰式窑，也大大地提高了产品质量。

元代北方还有用铜红呈色、色泽别效的釉里红瓷器，而景德镇工匠又把它提高，并且制作成功一种用钻土矿作颜料釉下彩的青花瓷器。

明代烧瓷技术比前代又有所前进，它的巨大成就首先表现在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这种细腻莹彻的白釉，由于所含的氧化铝和二氧化硅特别高，同时熔剂含量又很低，所以釉色透亮明快，纯白如牛乳色。白釉质量的提高，为一道釉和彩瓷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彩瓷一般分为釉上彩和釉下彩两大类。彩瓷先在胎坯上画好花纹图案，再上釉后入窑烧制的，叫做釉下彩；在上釉后入窑烧成好了的瓷器上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叫做釉上彩。我国着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所谓青花瓷器，它是一种白地蓝花的作品，也是明代瓷器生产的主流之一。据分析，在它的釉料中，含有氧化钻青料，这种青料的色调，髓着温度的高低和火焰的性质情况而有很大的变化。如果瓷器不是在还原焰中烧成，那么青料中的钴便不会显现出美丽的蓝色；温度太高或大低，也会使青花大大减色。因此，就必须严格地掌握火焰的性质和配制釉药的准确性。在这方面，明代劳动人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明代青花瓷器质地优美，畅销中外。

明代的另一项重要成就，就是铜红呈色的一道釉瓷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明代瓷器丰富多彩，就一道釉瓷来说，永乐年间有鲜红、翠青，宣德年间有宝石红，弘治年间有娇黄，正德年间有孔雀丝、回青，嘉靖年间有孔雀蓝。其中鲜红、宝石红等铜红釉成品格外优异。铜红釉虽是从宋代的钧窑窑变开始的，但是经过元代的继续发展，到了明代，已经很成功地烧成了色调别致的釉里红的鲜红和宝石红。这是由于在烧炼的过程中，既掌握了还原焰技术，又能够把氧化铜转变成游离状态的铜，使它均匀地分散于釉药中，并且把金属铜转化为胶体状态，这种成就不是偶然得到的。

明代瓷器加彩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我国造瓷技术的高度发展水平。如成化年间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的五彩，就是名驰中外的杰作。所谓斗彩，就是在烧成青花瓷器上加红、黄、绿、紫等彩料，经炉火烧炼而成的。所谓五彩，不一定是五种颜色，而是包括红彩在内的多彩瓷器。

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因此造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

在一道釉方面，康熙年间烧制的天蓝、翠青、碧青仍苹果绿、娇黄、吹红、吹紫、吹绿最好，干隆年间生产的各种宋釉、五彩最好，而雍正年间的胭脂水、油绿、天青以及仿汝、仿官、仿钧、仿龙泉等仿古瓷器，都能准确配料，恰如其分地掌握好火候，使器皿在烧成的时候和原样无异。

在红釉方面，康熙年间的鲜红、郎窑红和干隆年间的仿宣德弄红以及矾红、釉里红等，都是继承并发展了明代造瓷技术之后所取得的新成果。

在彩瓷方面，康熙年间的素三彩、五彩和雍正、干隆年间的粉彩、珐琅彩等，都是闻名中外的。粉彩和珐琅彩都是属于釉上彩。

所谓粉彩，就是在色料中加入铅粉或在色料上面另外涂上铅粉制成的，利用控制温度的办法，使它在烧成的时候釉面呈现不同的色泽。由于浓淡协调，光泽柔和，能表现出明暗分明的立体感，所以很受人们欢迎。珐琅彩也是用粉彩的手法制造的，瓷胎画珐琅，它和粉彩瓷器在腊质、形态、款式仍图样、风格等方面都是精美无比的。

在清代的青花釉中，所含的氧化钙和铁的成分都比较高，因此胎、釉的色调常常是白里泛青，这是我国清代瓷器色泽上的显着特征之一。就技术上来说，青釉中的青色，来源于胎、釉中含有的氧化亚铁成分。根据有关单位分析得知，它的釉中所含的氧化亚铁成分，在总铁量中已经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为了减少瓷胎变形，清代采用了过量的高岭土配比作胎的技术。根据物理性能测定，由于原料淘洗加工极其精细，石英颗粒比前代细小，而且分佈均匀，在烧炼温度适当而又稳定、并且能够准确控制烧炼时间的条件下，瓷胎中有一种外国人叫“ 莫来石”的含铝硅酸盐晶体发育很好，所以瓷器的白度和透光性更好，清代雍正年间的彩盘白度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七十五，烧成温度已经达到了一千三百一十摄氏度。在这样高温下烧成的瓷器，胎、釉自然更加坚硬优美，根据显微结构分析，瓷质已经达到了现代硬瓷的各项标准。

瓷器是一种工艺化学产品，在世界上以我国的发明最早。远在唐代，我国的瓷器和茶叶、丝绸都大量地经过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远销国外，此后历代都有瓷器向国外销售，从来没有间断过。

公元十一世纪，我国造瓷技术传到了波斯喇吉斯，后来又传到了阿拉伯、上耳其和埃及。十五世纪后半叶，中国造瓷技术又传播到意大利的成尼斯。从此以后，欧洲的造瓷技术才得到迅速的发展。

明朝人真实的生活水平

柴薪皂隶：百姓有给国家服役的义务，不过服役是有工资的。轮到当役了，派给当官的跟班，柴薪皂隶就是买柴烧水、干杂活。年收入20两，计13216元。（明朝国家规定七品正堂可以有四名柴薪皂隶，县丞二员各二名，主簿二名，典史一名；以上官员，每人用马夫一名，国家付工资。）

马夫：给政府公务员赶马，出差办事使用。年收入40两。计每年26432元。

明朝县官：正七品每月俸禄7.5石或一年45两白银。实际月收入7.5*188.8*1.75=2478元。每年约3万元。其它收入：柴薪皂隶4个、马夫一个，这5个人工资由国家支付。冬夏官服和笔墨费由国家补贴。新官上任，还可以先拿到40两修理费。看起来七品县官45两白银跟马夫40两白银年俸差不多，（明朝的公务员工资真的是很低的，历朝历代中明代公务员工资收入算少了。）但是县官、典史等的住房、出行、皂隶人员、衣食花费基本由国家支付和补贴，所以年俸基本是净收入，而且笔墨费都是固定按两算由国家拨给，还有多余。马夫就没有那些好处了。

学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盐酰之属官给之。”——《明史·食货志六》。考上了秀才每人每天给一升米约2斤，（刚够两人吃）给鱼肉油盐。（注：明代10升=1斗；10斗=1石。）明代优待秀才时甚至可以拿到每月1两白银的廪膳费。不过明代的学生概念不是现在的学生概念，现代的学生只能算做童生，童生考成了秀才入了县学才算是廪膳生，才可以“食廪”，所以明代秀才不干活也可以生活，只是不干活只吃“廪膳”会很穷，所以有穷秀才之称。

以上跟据明代万历年《宛署杂谈》、清代康熙年《明史》。

街头挑担卖油的小贩：一年收入约20两。计人民币13216元。冯梦龙在万历年至天启年写有《三言》，其中《卖油郎独专花魁》中秦重只有3两白银的本银，街头卖一年油除去一年日用开支，还能剩余16两白银。“每日所赚的利息，又且俭吃俭用，积下东西来，置办些日用家业，及身上衣服之类，并无妄废。”除去一年用度剩余16两。所以记为年收入20两。

杀猪的：范进的老丈人胡屠户对穷秀才范进说，“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儒林外史》。一天一钱，一月3两，一年有36两，看来杀猪的收入直逼马夫了。约23789元。

农民：农民的收入是多少？农民“人给地十五亩，蔬地二亩。”“新耕地免租三年。”假设古代耕种水平低只及现代的1/2或2/3，那么农民每亩约能收入250或350斤大米，按300斤算，南方一年收二季，北方一年收一季，如果丰年加勤恳，南方农民均毛收入15750，北方农民人均毛收入7875，除掉农具、肥料、水利开支、亩税（明朝每亩收税一斗，约20斤大米），如果一家七八口人干起来，几年里盖个优质砖瓦四合院不成问题。

明朝的物价（万历年）。

明朝物价：

大米白银1两=2石即377.6斤。合人民币1.75元/斤。

上等猪肉白银1钱六分=8斤合人民币13.2元/斤。

上等羊肉白银1钱二分=8斤合人民币9.5元/斤

牛肉五斤白银七分五厘合人民币9.9元/斤

五斤重大鲤鱼价白银1钱合人民币13.2元/斤

栗子五斤价白银6分五厘合人民币8.6元/斤

活肥鸡一只价白银4分合人民币26.4元/只

白布四匹价白银8钱合人民币元132.2元/匹

绵花一斤价白银6分合人民币39.6元/斤

高级红枣100斤价白银2两5钱合人民币16.5元/斤

会试用黄绢伞二把价白银六分合人民币3元/把

刑部用铁锹五把价二钱五分合人民币33元/把

官用桂圆重二斤八两价一钱二分五厘合人民币29.5元/斤

以上物价跟据明代万历年《宛署杂记》。

明代小说《水浒传》中杨志东京卖刀的时候，牛二曾说“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一两值1000文，一把菜刀30文约20元，考虑到当时没有工业化炼铁，这个菜刀价格也跟我们现在差不多。第四十四回戴宗杨林请石秀吃饭的时候杨林扔出一两银子让店家随便上酒菜。这600多元钱在我们现在大酒店里还不够，可是在小酒家里也确实可以随便上菜了。

房产价格：“可成道：‘在坟边左近，有一所空房要卖，只要五十两银子。若买得他的，到也方便。’春儿就凑五十两银子，把与可成买房。”——《三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低档房产50两一宅，约人民币33040元。高等大宅院：1000万以上。“施小舍人急于求售，落其圈套，房产值数千金，郭刁儿于中议估，只值四百金。”——《三言·桂员外途穷忏悔》。看来明朝有钱人的房子还是真够贵的。

物价的稳定。明朝初几年和末期时物价曾有过一两白银买一石大米，正统年间也有一两可以买四石的年景，崇祯帝国乱时还有过二两一石的物价。但比起民国末年物价天涨，总算银子还是硬通货。明朝的物价基本是平稳的，尤其是官俸硬比例，一两比二石大米。对稳定货币价格有相当作用。

税收。

《明史·食货五》“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宛署杂谈》“至万历十年内，又蒙题，将铺行下三则免征税契，买价不及四十两及典价，一概免税，其买价至四十两以上者，每两止税银壹分伍厘。”

《明史·食货二》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

《明史·食货二》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着为令。”

明朝的商税原先是30取一，也就是3.3%。后来明朝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生意、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也就是在营业额少于26432元以下的免税。——这算是照顾弱势群体吗？农民税在洪武初原先有三至四斗，后来民田税收减为每亩一斗米，约18.9斤。官田为一至三斗多一点。人民税收少，也跟明朝的政府机构精减有关，但发生战争时费用大量不够，崇祯国乱时期，为求一点兵费，皇帝几乎四处求告。万历年间最好收成时全国财政一年有200万两白银，还是张居正改革搞下来的。明朝万历时总人口约6000万，人均每年负担国家税支0.033两白银，约人民币22元。

福利。

《明史·食货一》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又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然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

明朝没有叫化子和流浪汉，每个县都有养济院免费收留。《宛署杂记》载“每名口月给太仓米三斗，岁给甲字库布一匹。”入养济院的条件是：“查都城内外之老疾孤贫者，籍其年以请。”由于有待遇以至于某些人发达了也不走，“间有家饶衣食、富于士民者。”也在裏面混个名字捞个实惠。遇水灾旱灾流亡的人，凡有力可耕者，国家给田每人15亩耕种，给牛和农具。贫民没钱买地葬的，国家给地。老人八十岁以上的，国家赐爵。爵是有收入的。也就是国家养老。不过要等到八十岁。

过节。

春节、元宵、清明、瑞午、中秋、重阳。对于现代瑞午节来说来说明代比较这个节日。

“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上迎母后幸内沼，看划龙船，炮声不绝。”——明代《菽园杂记》。

附录：崇祯的性格分析

明思宗朱由检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思宗御押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误都属于正常。

在史学界，有一种所谓“17世纪危机”的理论，即认为17世纪中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庄稼生长和收获期明显缩短，并进而引发饥荒和瘟疫，以及长江中下游稻米高产区因过度追求货币的增值而导致粮食匮乏，动摇了明王朝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结构。清兵的入关与清朝的建立，才引导着中国从危机中走了出来。

这样的理论，似乎也可以为思宗这个亡国之君开脱了。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死的时候，也是这样自解的。此后，历史学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然而，人才何代无之？要在知人善任罢了。然而崇祯一朝“有君而无臣”。思宗既想有心为治，却不识用人之道，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而且，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因此，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

自信：除魏忠贤“神明自运”四字，是明末清初松江（今上海市）名士夏允彝对思宗除去太监魏忠贤一事的评价。稍后的历史学家如谈迁等人，对于思宗在除魏忠贤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稳重、魄力，都叹赏不已。的确，在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思宗的政治才能曾昙花一现般绚丽夺目。他在接替自己的长兄朱由校的皇位之后，很快进入角色，并顺利排除一切影响他皇位和执政的因素。在明代历史中，思宗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无疑是在不动声色中除去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四日，天启皇帝死后的第三天，朱由检正式即皇帝位，定次思宗手书“九思”年改元崇祯。当时，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魏忠贤的亲信田尔耕为锦衣衞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乃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布魏忠贤的死党。魏忠贤不敢公然加害思宗，只是因为明代皇权的权威而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暗中的毒害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思宗在八月二十三日入宫当天，一夜未眠，取来巡视宦官身上的佩剑以防身，又牢记皇嫂张皇后的告诫，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整个宫中，都处在一种非常恐怖和压抑的气氛当中。登基之后的思宗，深知要除去魏忠贤，必须要首先稳固自己的地位并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一面像他的哥哥朱由校一样，优待魏忠贤和客氏，一面将信王府中的侍奉宦官和宫女逐渐带到了宫中，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魏忠贤对于思宗，则始终无法揣透其心意。他不知道新上任的皇帝，到底将如何对待他。他的策略，就是送一些美女给思宗。思宗在明代皇帝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怎么好色。在当时战战兢兢的心态下，思宗自然对美色更无兴趣了。

既然美色无法打动思宗，魏忠贤于是干脆采用更赤|裸的试探方式。这时，一思宗手迹些无耻的臣工们仍然不停地上疏为魏忠贤大唱颂歌，思宗读这些奏疏的时候，总是“且阅且笑”。魏忠贤于是在九月二十五日向皇帝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皇帝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思宗的批复是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这样一次顺水推舟之举，便抑止了朝野上下对于魏忠贤的进一步崇拜，而又不致引起魏忠贤的恼怒。相反，思宗还不断地嘉奖魏忠贤、王体乾、崔呈秀等人。自然，思宗心中明白，这一切早晚都会收回来的。他在静静地等候时机，却又暗暗地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

政治斗争是非常微妙的。也许，当时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在寻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有投机的，有不动声色的，有戆（zhuànɡ）直冒死直谏的。因此，最后倒魏的时机竟然首先是由魏忠贤的党羽发动的。天启七年（1627）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却美化“厂臣”魏忠贤——“呈秀毫无益于厂臣，而且若为厂臣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惟知恃权纳贿”。这摆明了是丢车保帅之策。思宗自然知道时任兵部尚书的崔呈秀在阉党中的分量。崔呈秀在魏忠贤门下号称“五虎”之一，是魏忠贤的得力干将。而且，由于是魏忠贤的亲信，崔呈秀的儿子崔铎虽然目不识丁却还能中进士。逐去崔呈秀等于断了魏忠贤一臂。在静候了7天后，思宗决定免除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一职，令他回乡守制。此一举动，等于是掀开了倒魏的大幕。

敏锐的官员们觉察到政治局势的动向，于是揭发和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十月二十二日，工部主事陆澄源弹劾魏忠贤；十月二十四日，兵部主事钱元悫（què）弹劾魏忠贤；十月二十五日，刑部员外郎史躬盛弹劾魏忠贤。直到二十六日，思宗一直不动声色，任由着臣工们攻击魏忠贤的高潮一波胜过一波，中间还得面对魏忠贤的哭诉，依然无动于衷。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攻；九，伤民财；十，亵名器。应当说，钱嘉征此疏并不是空洞的议论，十条罪名大都可以坐实。

于是，思宗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魏忠贤“震恐伤魄”，立即去找了他的赌友——原信王府太监徐应元，讨教对策。徐应元劝魏忠贤辞去爵位，也许可以保富贵。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思宗的允许。十一月初一日，思宗斥责徐应元，并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的时候竟然还带着衞兵1000人、40余辆大车浩浩荡荡地向南去了。一个戴罪的宦官竟然还敢如此跋扈，无疑进一步刺|激了思宗敏感的神经。于是，思宗接着下了一道谕旨，命锦衣衞旗校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亲兵散尽的魏忠贤孤零零地呆在旅馆里，听着旁边房间里一位书生的《桂枝儿》小曲。只听得“势去时衰，零落如飘草……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在旅馆中绕房疾走，自缢而亡。从此，树倒猢狲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也很快就着手进行了。在思宗的一再严厉督责下，崇祯二年（1629）三月十九日，所谓阉党逆案终于定谳（yàn）。

思宗能除去魏忠贤，固然说明了明代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再有权势的宦官，其实只是能借助皇权为恶罢了，很难动皇权分毫。然而，思宗在除去魏忠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还是令人钦佩。紧接着钦定逆案，无疑更进一步肃清了魏忠贤的政治影响。这些，都体现了思宗的远见卓识。然而，思宗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思宗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代最勤袁崇焕像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事事乃亡国之象。然而，崇祯帝之亡国，未必与己无关，如杀袁崇焕一节，即是愚蠢的自毁长城之举。

多疑：杀袁崇焕思宗的多疑，在明代历史中也是有名的。在他即位不久，就曾经有一个名叫陕嗣宗的御史上疏指出思宗的性格中有“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条即“日涉于猜疑而不自知”。在处理袁崇焕问题上，思宗从极度信任逐渐转为极度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