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中书省，翰林院，学士孔颖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报纸，虽然制度规定“坐班时间”不得干私事，但孔颖达看报纸的行为却没有违反规定。因为他看的报纸，是官府统一订的刊物，不是什么手抄小报；其次，所看内容，不是什么奇闻异事，而是“时事评论”。针对律令修改一事，有饱学之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献言献策，这是他要汇总的言论。朝廷要对《大周律》进行修订，为了方便区分前后，以年号暂称修订版的律法，是为《明德律》。因为事关重大，所以天子下令，州及以上官员可以上书言事，也允许无上奏权的公学（州学及以上学校）博士、助教，在全国主要报刊上发表看法。当然，所说内容要经报社专员审核，不得有违禁言论，作者可以实名，也可以用笔名。中书省翰林院负责收集针对《明德律》修订的各方意见，所以孔颖达和同僚的任务，除了收集、整理百官所上条陈，还要看报纸，记录各地学者对于修法的观点和意见。如今看的一篇文章，作者为亳州州学博士，就《明德律》中《民律》的“别籍异财”条款（拟定）进行分析。作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并列出理由。所谓别籍异财，即“别立户籍，分异财产”，指的是当父祖辈尚在时，子孙就分家，自立门户，分割家财。以儒家伦理观点来看，这种做法实在不妥，“别籍”分家，让父母和子孙离散，不得子孙好好奉养，影响了“孝”；分异财产，让兄弟姊妹因为“利”而影响“悌”。相反，同居共财（合籍共财）的做法，才符合人伦纲常。现行的《大周律》，分篇《户婚》内，对于“别籍异财”、“同居共财”并未做出明确规定，也就是说，朝廷的态度模棱两可。对此，孔颖达倒是知道一些原因。当年周、齐相争，国小民困的周国，面对幅员、人口、资源都远胜于自己的齐国，总体来说国力明显处于下风。为此，周国拼命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军事上行府兵制，然后大力鼓励百姓开荒种田，还推动百姓分家立户，以此增加赋税。当时的律法规定，每户人家，男丁成婚后必须“别籍”，也就是分家立户，即便没有成婚，达到规定年纪也得分家立户，这就是朝廷强制析户。所以，当周国灭齐国时，周国户数近三百六十万，而齐国的户数大概是三百三十万，隐户不计。这是个让人惊讶的数字对比，许多人可能想不明白：明明国力处于下风的周国，怎么户数还比齐国多？原因就在于，当时周国的户数，不是正常的平均每户五口人左右，而是平均每户两个半人，等于一对夫妇及未成年的儿女，是为“小户”。周国鼓励“别籍”，才得增加户数，尽可能增加赋税，养活更多的军队和齐国对抗。待得齐国灭亡，没多久周国内乱，连年征战之下，朝廷财政压力很大，所以“别籍”的政策延续下来。直到天下一统，明德初年，朝廷修订律法，对于“别籍”没有再做强制要求。却也没有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对于不分家的大家庭，多收赋税，避免有人借着不分家逃税。此次修订律法，朝廷做出了选择，然而这选择不仅要求“别籍”还允许“异财”（拟定条款），允许父祖尚在时，子孙分家。当然，别籍的前提是成婚或年龄达到要求。为了确保孝道，确保老人得赡养，嫡长子、嫡长孙不得分家，若嫡长子、嫡长孙不在人世，嫡次子、嫡次孙就得与父、祖合籍。若无嫡子、嫡孙，庶子、庶孙和父祖合籍。这样的条款（拟定），现在引发很大的争议，反对者的理由，就是“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有违人伦，而支持者则认为根据当前时势，“别籍异财”是很有必要的。孔颖达手上有一套官方出版的《明德律》草案说明稿，对各条文的立法（修订）原因作出解释和举例，对于为何立法允许“父祖在，别籍异财”有解释，理由有三：其一，各地多有案例出现：同居共财之家有不肖子孙挥霍家财，等双亲去世后分家时，又要求兄弟均分遗产，占尽便宜，老实人吃亏。其二，若官府规定“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不合法，那么会产生漏洞，让小人有机可乘。即同居共财之家有奸滑子孙巧言令色鼓动父祖分产，挥霍一空后，等双亲故去，便可搬出“别籍异财乃非法行为”的说辞耍赖。以此来证明先前的分产违法，家产需要重新分配，进而侵占兄弟财产。其三，若不明确大家庭中的个人财产（私产）归属，若立法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一旦某个同居共财之家的成员从事工商业，创办商社、工场，入股公司，其名下产业、股份，是否可视为大家庭的共有财产？这样公平么？自己独自在外闯荡、创业，创下来的产业让父祖沾光倒也在理，然而兄弟、侄儿们也能人人有份，这叫公平？还有，若那人欠下债务，是否可视作大家庭的共同债务？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理论上是为了确保家庭的孝悌，然而，当工商业大兴已成趋势之后，反倒会有让父祖被不肖子孙拖累、无故欠下巨额债务的风险产生。这种家庭债，很难扯得清，那么，难道就可以“有财是大家庭的，有债是你一个人的”？基于现实，《民律》不但不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还要求家庭积极分家、明确个人财产所有权，以此规避各种债务风险。这让许多有识之士难以接受，孔颖达自己的立场也倾向于反对。在他看来，同居共财好处多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大家庭，才能有效确保孝、悌，这才是人伦纲常。而朝廷现在推动分家，宛若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时推行的“异子之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强制百姓分家析产。秦国统一天下，虽二世而亡，但汉承秦制，此法亦为汉初天下通行。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开始介入立法，渐渐将儒家观点融入到律法之中，到了曹魏时，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于是，同居共财成为主流，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大家庭越来越多，大家族聚族而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孔颖达不认为这样的状况有何不对，大家族的存在，让族人们有了庇护之地，宗亲之间相互帮助，一起走过风风雨雨，延续祖宗香火。他认为，允许“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是对儒家伦理学说的挑战，哪怕事实确实需要，有识之士们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退让。均其贫富，养其孝悌，这才是儒家主张的家庭伦理，朝廷强制析户，不利于家庭中老人的赡养，不利于“孝”。还有，“别籍异财”的小家庭各营其私，易使兄弟之间亲情冷淡，互不救济，不利于“悌”。孔颖达所看报纸上的文章，作者就重点阐述了这两个观点，他对作者的观点是心有戚戚焉。而且，孔颖达认为，《民律》中的这几个条款，并不只是单纯的“异子之科”与“同居共财”的对立，其立法动机有些“不良”。因为他大概能猜出天子想干什么，然而这是阳谋，谁也没法说什么。现在看起来，是为了应对工商业大发展而做出的调整，然而，当这种条款获得通过，意味着接下来就是得寸进尺。孔颖达觉得这样的口子不能开，开了，将来恐怕会有“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之祸。但是，面对这种阳谋，面对现实的立法需求，反对者们也只能想办法“摆事实、讲道理”。他认为，实在不行，都得想个妥协的办法，好歹不要输得那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