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在战争时期，国家权力的集中是必要的，不如此则不能适应战争形势的要求。但集中并非专制。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才是真正需要的集中，实行这种集中的政府才是力量特别强大的政府，因为它能够通过民主而把各个方面的抗战力量的积极性都调动和发挥出来，汇集成伟大的全民族的抗战的长城。专制在本质上是排斥民主的，是不民主的——如果政府依然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不断地强化专制和党治，进行所谓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运动，处心积虑地排斥、限制、削弱其他党派的力量，害怕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从而造成了人民群众与战时体制相对立，造成了不利于抗战的负面效应！”

随后，董必武再次要求国民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地位；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等人则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改革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并强烈要求把‘结束党治’写进决议案；邹韬奋、陶行知、罗隆基等参政员更大声疾呼：“一党专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谈！”

紧接着，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国民党参政员和其他各派代表展开激烈的辩论，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最后，王世杰秘书长提议进行投票表决，结果，与会的218名代表当中的160人支持中共和民主党派的提案，要求国民党政府从速实行宪政，完成地方自治，纳政党政治于民主法治常规。

经与会参政员的共同努力，大会最后决定了治本治标两项办法。治本办法为：政府立即召集已经被推迟了三次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治标办法为：政府宣布全国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为适应战时需要，政府行政机关应当充实并改进，借以集中全国各方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争取最后胜利。

蒋介石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不得不公开表示：“民主就是自由，必须用法律的形式予以保障！”

根据大会决议，蒋介石以议长的身份指定各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董必武、黄炎培、史良等人组成‘宪法修改委员会’，协助政府修改在1936年5月5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简称五五宪草），推进政府的民主改革。

这个爆炸性的新闻迅速通过报纸、电台传遍国统区的每个角落和上海租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反响。

民主宪政运动首先在陪都重庆掀起高潮：中国青年团体、中华妇女团体、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等经常举行宪政座谈会。座谈会的内容：宪政与抗战的关系、宪政与建国的关系、宪政与妇女、宪政与青年以及如何把宪政深入群众中去等等。大家认为：只有实行民主宪政，才能使人民群众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积极投入抗战，使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并使我国战后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同时，对国民政府早期颁佈的《五五宪草》等进行抨击，要求制定一部真正民主的宪法，在宪法实施前国民政府应立即实行民主，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权力；抗战前由国民党一手包办选出的“国大代表”宣布无效等等。

在重庆发起的争取民主，实施宪政的运动，很快在成都、桂林、昆明等地开展起来：民主人士、大学教授邓初民联合成都教育界、文化界着名人士，召开“国民宪政座谈会”，讨论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组织法等问题，併发起“成都国民宪政促进会”，要求改革政治，实行民主；在桂林，由胡愈之等组织的“广西宪政促进会”，發表《宣言》，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保障人民的言论、结社等自由。

为了使大后方的民众能够全副身心地投入民主宪政改革的热潮当中，孙百里以福建、广东绥靖主任的身份宣布，从广东调拨五千吨大米到陪都，以缓解粮食紧缺的状态，并保证以后每个月支援五百吨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