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多田骏六大将听了横山勇的作战计划之后，立即改变态度，转而坚定地支持把湖南作为攻击目标的战略部署。在多田骏六大将的直接干预下，日本统帅部收回成命，重新签发命令书，并在兵力上给与第11军最大限度的方便。

其实在多田骏六大将抵达武汉之前，横山勇已经悄悄地把第11军的主力部队集结到长江南岸；在日本国内刚刚组建的第47师团、新征招的十万新兵以及战马数万匹，也顺利运达武汉，以加强第11军的战斗力。多田骏六大将获得大本营的首肯之后，立即从华北方面军抽调第27、第34师团和第三坦克师团的一个团，从第1军抽调第37师团，从第13军抽调第64师团，集结于武汉三镇，同时把第五航空军的两个飞行师团，以及海军第三舰队的数十艘军舰一股脑地调拨给横山勇指挥。此次战役，日军合计投入地面部队20个师团，战斗机轰炸机三百余架，舰艇三十余艘，是抗战爆发以来使用兵力最大的一次，比武汉会战时的兵力还多出一个师团！

为了保障各部队之间的配合能够准确无误，多田骏六亲自坐镇武汉，统一指挥全军，任命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担任前线总指挥，攻击发起时间定为5月27日——1904年的这天，东乡平八郎率领的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击败沙俄波罗的海舰队，是日本战史上最光荣的纪念日。

第11军参谋部根据横山勇的战略构想很快制定出详尽的作战计划，武汉三镇的数十万日军随即开始战前的准备工作，为了保证行动的隐蔽性和突然性，日军制定了严密的保密措施，并尽可能把攻击部队集结在比较偏僻的地点。然而，日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身为汪伪政权武昌市长的刘立藩就是国民政府安插|进日军内部的高级间谍，几天后，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出现在重庆统帅部孙百里的办公桌上。与此同时，在敌占区内活动的游击部队和侦察人员反馈回来的情报也证实日军在临湘、岳阳、通城和崇阳一线大量集结兵力，目前正在悄悄向南移动占领出发阵地，显然准备再次大举进攻长沙。

统帅部认真细致地研究了刘立藩提供的情报，然后再与从其他途径了解到的情况联系起来，确认日军此次行动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单单是其投入长沙方向的兵力就已经接近了第九战区的兵力总和，因此，单凭第九战区的三十几个师兵力根本应付不了！

孙百里当即决定把第九战区、第六和第四战区的司令长官召集到重庆开会，进行跨战区的协同作战，以彻底粉碎日军的进攻。

然而，出乎统帅部长官们的预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高级军事会议提出了完全相左的意见！

薛岳自信满满地说道：“现在日军正在澳大利亚与盟军鏖战不休，兵力已经非常紧张，国军在缅北和南宁方向的反击行动又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日军，因此不可能再有足够的兵力投入湖南战场。另外，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已经进入了夏季，随着降雨量的急剧增加，江河湖汊的水位都大大增加，甚至连稻田和水塘裏面都蓄满了水，非常不利于大兵团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即使能够集结一定数量的兵力，也没有办法把它们全部投放到前线，因此，我认为日军最多也就是动用几个师团兵力进行短促突击，绝对不可能投入所谓规模空前的兵力进行大兵团作战！”薛岳早在1910年就加入同盟会，而且担任过孙中山的警衞营长，无论在国民党内部还是军队裏面都是当之无愧的元老，故而说起话来没有什么顾忌。

军政部长何应钦的资格比薛岳还要老，所以越看越不顺眼，忍不住大声质问道：“薛岳，你是说我们统帅部小题大做喽？”然后教训道：“不要以为打了几次胜仗就可以翘尾巴了——不管你立了多大的功劳，只要打了败仗，一样要军法从事！”

薛岳立即针锋相对：“何部长，我老薛可以跟你立军令状——如果不能打退日军的这次进攻，甘愿接受军法审判，怎么样？”接着他语带讥讽地说道：“打几次胜仗的确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总比一些人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挂几张地图来纸上谈兵要强的多吧！”说罢把眼睛一翻，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

“你……”何应钦气得‘腾’地一声站了起来，用手指着薛岳的鼻子说道：“真是不可理喻！”

眼看着两个人吵了起来，孙百里等人慌忙起身，把何应钦劝开。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薛岳是同乡，又曾经做过他的上司，当仁不让地斥责奇薛岳来：“仰岳，堂堂的战区司令怎么还耍小孩子脾气！？统帅部把我们叫过来是来商议如何应付日军的攻势，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讨论，像你这样搞法要商量到什么时候？难道真要等到敌人打到眼皮底下不成！”

薛岳看老长官开了口，不好再固执下去，急忙起身给何应钦鞠躬道歉：“何部长，请千万不要往心裏去，我老薛给你赔罪了！”

何应钦气呼呼地说道：“谁跟你一般见识！”然后扭头盯着墙上的地图。

孙百里苦笑着摇了摇头，然后衝着薛岳说道：“薛司令，刘立藩这个人你应该知道吧！自从他打入日伪内部以后已经提供了十几份情报，这些情报有没有夸大其词的？”

“没有！”薛岳老老实实地点头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