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问：“这么说，《易经》上写的都是教人如何治理国家的。”
纪绪说：“不，上面写的都是些占卜与算卦。”
杰克逊问：“占卜与为政有关系吗？”
“有！”纪绪说，“在我们大多数生活和施政的过程中所得出的客观规律，往往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这本《易经》，亘古常新，相延五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
杰克逊问：“《易经》上到底写了些什么？这书很厚吗？”
纪绪说：“文字倒是不多，不过，光是那个‘太极图’，就最能表达《易经》的哲理，它借助‘言、象、意’所构造概念性和综合性的系统模型，表述了事物的运动状态和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状况。促使人们掌握系统的、辩证的思维，从而解决人世间长期留下来的问题。”
“像有才和暮羽在学校[1]里读书，也读《易经》吗？”
“不，我们的乡学分小学、大学两个阶段[2]，而这里的社学，都是些十五岁以下的学生，只是小学阶段。这个阶段的学生主要以启蒙为主，用儒家的‘三纲五常’来填补学生们的头脑，为以后进一步修养心性奠定坚实的基础。只有到了大学阶段，才以授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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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学校
古代的学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叫法。
比如，在夏代，学校被称为“校”；在殷商时代，学校被称为“庠”；在周代时期，学校被称为“序”。而国学和乡学也是不同的概念，那时候的上学也是有等级之分的。殷商时期的学校高一级的学校叫“上庠”，低一级的叫“下庠”，再比如王府设立的学校叫做“辟雍”、“成均”，而国学指的是一些达官贵族家的孩子才能够上的学校，乡学就是地方性的学校，而明朝的学校被称为“私塾”或“书院”等，近代开始，清政府就明确了教育制度以及名称的册立，把学校成为“学堂”，民国时期，“学校”之名才沿用至今。
[2]古代的学生,学习什么？
古代的私塾教育，按照学生的年龄和教学目的、教学内容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
元代学者许衡在《小学大义》中说：“古者民生八岁，上至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岁，自天子之元子众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小学大学所以分也。当其幼时.若不先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及其年长，若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夫义理、措诸事业。先之以小学者，所以立大学之基本，进之于大学者，所以收小学之成功也。”
古代教育是以儒学为主体的，因此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道德情操，成就圣贤人格。
按照儿童认知的特点，十四五岁之前，以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为主，所以要学习和遵守各种具体的道德规范，从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和体悟，通过“先入为主”的方法，用儒家的三纲五常占领孩子的头脑，为以后进一步修养心性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大学阶段，则开始于十五六岁，这一时期的学生思维，逐渐发展出抽象思维和理性思维，能够对道德伦理及礼制所包蕴之理进行深入探究，并可将内心之仁不断推广扩充，以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所以这一时期的学习以经学为主。
因此，小学阶段的学习以启蒙为主，而大学阶段的学习则以授经为主，由此塾师也大致分为两种，即“蒙师”与“经师”。当然，在现实社会中，塾师往往身兼经、蒙二师的职责，“经、蒙俱授”，只不过在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时，教学内容有所侧重。
对于小学、大学之别，古人论述颇多。
宋代吕大临说：“古之学者，有小学，有大学。小学之教，艺也、行也；大学之道，道也、德也。礼乐射御术数，艺也，孝友睦姻任恤，行也；自致知至于修身，德也，所以治天下国家，道也。古之教者，学不躐等，必由小学，然后进于大学。自学者言之，不至于大学所止则不进；自成德者言之，不尽乎小学之事则不成。”
朱熹也说：“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
小学阶段学的是行、事，大学阶段学的是道、理。小学属于形而下，大学属于形而上。可见，古人并不是一上学就开始读经，而是有一个过渡阶段，即由最初的童蒙须知、学则以及道德格言、名人嘉言善行的学习，再接触四书，最后正式进入五经的学习。
儿童一上学，首先就要学习一些须知、学则，用以收束孩子的身心，养成良好的习惯，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其他教学活动。比如《弟子职》，为《管子》中的一篇，以四字为句，适于记忆朗诵，在古代一直备受重视。再如朱熹制定的《童蒙须知》，对日常的坐卧起居、洒扫应对都有严格的规定。“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须知》内容浅显明了、易于操作，符合儿童认知发展和道德形成的规律。
当然，这些须知、学则还是比较简单、粗陋的，要系统的学习，还应该有更充实的教材。
朱熹曾命弟子于儒家经书中搜集整理重要的论述和名人道德言行，编为《小学》一书，这部书被后世当作蒙学教材，影响极大，注释者就有几百家。《小学》分内外两篇，内篇有《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有《嘉言》、《善行》。《小学》一书“既是儒典，又是蒙书，既被用于学童作为儒学入门书，又被许多成年人看作存心养性的性理学修养书。同时，它还具有很强的礼书性质”。当然，从根本上说，它“言易晓，事易行，于人道无所不备”，是一部让儿童学习儒家伦常的理想蒙学读本。
《小学》在古代蒙学中的地位，得到了后世很多学者的肯定。
如明代学者陈选说：“圣人之道，人伦而已矣，学之必自《小学》始。子朱子《小学》一书，其教在于明伦，其要在于敬身，盖作圣之基也。”
朱元璋曾下令亲王、驸马、太学生咸讲读之。
雍正亲自为《小学集注》撰序，可见古代帝王对《小学》一书的重视。
把《小学》一书弄熟之后，下一步就可以学习四书了。四书乃是朱熹最早编订的，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论》、《孟》最初只是子学，后来虽被列入十三经，但地位与五经还是不同的。
宋代以后的学者，都非常重视四书，认为儒家思想主要集中在四书中，而五经只不过是这些思想的来源和体现。宋代以后，儒学由今古文经学一变而为义理之学，儒家思想逐渐理论化、系统化，走向一条形而上学之路，目的是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提供超越的理论根据。《论》、《孟》都属于语录体著作，相对浅显易懂，而《学》、《庸》又比较短小，所以四书成了进一步学习儒家经书的基础。
此外，还可以读宋代以后理学家的著作，比如《近思录》等。
《近思录》为吕祖谦、朱熹编订，摘录了北宋时期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著作，是学习儒家思想的指导用书。有了这些作为铺垫，等到十五六岁后，就可以进入五经的学习。
由蒙学而经学的顺序，古人有很多论述。
如明代学者施璜说：“《五经》以《四书》为阶梯，读《四书》无入处，不可以言《五经》。《四书》以《近思录》为阶梯，读《近思录》无入处，不可以言《四书》。《近思录》以《小学》为阶梯，读《小学》无入处，不可以言《近思录》也。故欲升入《五经》之堂室，必由《四书》阶梯而上，欲升入《四书》之堂室，必由《近思》阶梯而上，欲升入《近思》之堂室，必由《小学》阶梯而上。”
一般来讲，古人研读儒书、修养心性，先从《孝经》、《小学》开始，然后四书、《近思录》等，最后才是五经。而打乱这个次序，会给儿童的学习带来不良影响。
如清代佚名《变通小学义塾章程》中指出，近世一些蒙师开蒙即训《学》、《庸》，对于陶冶德行的诗歌韵文等蒙学教材不屑一顾，而四书又过于艰深，不利于儿童的道德修身。“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始入大学，今呼七八岁童蒙，而训之以大人之学，—步登天，自问亦应失笑。”因此，“务须于子弟入塾开蒙第一年，专做小学工夫，专训小学各种书本，讲说启蒙日记故事，以期先入为主，以端蒙养之基，此意先儒已多有言之者。其四子书，总须在第二三年训读”。对于儒家义理的灌输，必须着眼于儿童的身心特点，量资循序，不能躐等。
总之，传统蒙学注重从“眼前事”开始，遵循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规律，督导儿童学习和实践儒家伦常。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方式，通过名人言行、榜样示范等陶冶孩子的情操。然后再进行儒家典籍的学习，将以往的感性材料升华为理性认识，进而对儒家的内圣之学有一个系统的、超越的把握，以引导学生追求至善的人格境界。(记住全网小说更新最快的枣子读书：www.zhaozhi.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