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福利院的那天是个好日子，小苏却意外发烧了。我和杨迟往他嘴里塞了一颗退烧药，将其架上出租车，车开到半路，又意外地下起了小雨。我记得这天，一九九七年的好日子，我们从戴城的南郊一直杀到东北角很远的山后面，那一带有座寺庙，多年来它一直是戴城的旅游景点，然而作为本地人，我们很少涉足此地，它太荒凉也太遥远了。随着汽车出城，穿过开发区平坦的大路，进入丘陵地带，路边的风景变得凌厉起来，高楼消失，房屋渐稀，树木浓郁得像是炸开了。司机越开越快，老杨坐在副驾位置上，不停地转头看他。我们在无人地带寻找福利院，出租车绕着圈子跑，最后杨迟才找到进口的路，十分阴森，两侧的竹子都像要倒下来似的，路上尽是石子，汽车碾过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我随口说，昨天看报纸，这附近杀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我们的司机崩溃了，他停下车，从驾驶座跳了出去，沿着道路往里跑。我们看着他去远，杨迟说：“这辆车给我们了？”这时司机又跑了回来，拿了一根很长的竹竿，站在车前，做出鱼死网破的样子大喊：“把车还给我，把车，把车，还给我，求求你们。”杨迟下车安抚他：“我们不是劫车的，也不是绑票了到这里来抛尸的，我们去福利院。”司机拿着竹竿说：“我不拉了，你们走吧，车钱我不要了。”杨迟说：“这可不行，我们这儿有个病人，走进去还很远呢，再说又下雨。”“我不想拉了，我就是不想拉了。”司机提着竹竿说。他的头发沾着雨水，贴在头皮上，明显已经谢顶。他又老又软，即使在他年轻的时候也不会是我们三个小伙子的对手，但是，我们真的不是来弄死他的。他和杨迟对峙，谈话。老杨是戴城农药厂的金牌销售员，一九九七年他奔波于中国内地的各个县城，指导农民使用该厂出产的龙阳牌甲胺磷，他口才非凡，又善于安抚那些敏感而狐疑的心。但是这位司机，他显然惊吓过度了，他端着竹竿不许老杨走近，始终保持两米的距离，他不管老杨说什么，一直重复着“我真的不想拉了”的论调，直至他相信了老杨，相信我们是好人，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到福利院来认养一个孤儿，但他还是说：我真的不想拉了。我说：“报纸上说，那个死掉的出租车司机，被人从后面套了一根钢丝，勒死了扔在河边。好像还抢了一点钱。”杨迟隔着车窗说：“你闭嘴。”小苏撑起病弱的身躯说：“实在不想拉就算了，我们走过去吧。”小苏是个好人。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温和的人就是他，最诚实的是他，最有耐心的也是他，他是戴城农药厂的化验员。耐心、温和、诚实，是化验员必备的品质，否则他会干砸。我失业，我不需要任何品质除非有人愿意雇用我。于是我们下车，沿着石子路往前走。司机扔下竹竿，跳上汽车，踩着油门向后猛退，很快就溜了。小苏说：“我们没有给车钱哎。”这蛮不错的，三十块钱呢。细雨弥漫在空气中，两旁的竹枝似乎更低了。我说：“这种竹子叫凤尾竹。”我有个夜大的同学是花匠，他没事就爱带我去认各种植物。老杨说：“凤尾竹又怎么样呢？”我说不怎么样，凤尾竹就是凤尾竹，它的名字代表了它自己。上了一道坡，竹子也没了，两旁是堆着废砖烂瓦的垃圾场。杨迟说再往里走不多远就是福利院，之前他打电话问过的，坚持一下就能走到。小苏说：“我没问题，我刚在车上发过汗了。”然后我就看见一堵很高的围墙，差不多赶上监狱了。不用说，这就是福利院。沿着围墙走了一会儿，看见两扇大铁门紧闭。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冷雨中听到鸟在围墙里叫着。老杨走上前去敲门，角门开了，里面伸出一个懒洋洋的老头的脑袋。老杨说：“和院长约好今天来认养孤儿的。”“哪个院长？”“杨丽珍院长。”“她是副院长。”老头说着撤开身子，让我们进去。福利院不是孤儿院。最初老杨说，他要去孤儿院领养一个孩子，这是他在上海念大学时候许下的诺言，可是他毕业回到了戴城，这里没有孤儿院，只有福利院。福利院里还住着老人和智障。认养也不是领养。老杨不能领养孤儿，法律不允许。法律允许老杨生自己的孩子，打自己的孩子，但不允许他领养孤儿。他只能认养，相当于互助性质吧，贴点钱，给孩子买点吃的。九七年那会儿，电视上经常播这种新闻，还有人拍纪录片，后来都快成流行趋势了。那天上午，福利院的杨院长坐在刷得雪白的办公室里，她是个看上去很干练的中年妇女。老杨准备了一把证件，杨院长全都没看，直接把我们带出办公楼，沿着一条干净的水泥路往里走。照例，像所有国家单位一样，我们绕过了一个圆形的花坛，里面没有花，只有一圈冬青树和草，雨水落在上面，闪闪的，不那么单调了。到处都很安详。杨院长说：“你们都是好青年。”教学楼就在眼前，也是翻新过的，分为上下两层。这栋房子后面还有更多的楼，但我们止步于此，只有一间教室开着门，杨院长把我们带到门口，向里招呼，一位青年教师走了出来。她姓蔺，杨院长介绍了一下。蔺老师说：“哦，那你们进来挑一个吧。”当时老杨说：别这么说，蔺老师，我们不是来小菜场买菜的。蔺老师默然点头。我看了看她，娇小瘦弱，头发齐肩，脸色苍白。她的神色中有一种奇怪的孤傲和抵触，仿佛她不是孤儿院的老师，而是一个牧羊姑娘，有仨财主过来要挑一头肥羊。我心想，你误会了，老杨这次是准备了真金白银打算做善人的。我们走进教室。八八六十四个孩子坐在双人课桌后面，在这座城市里所有被遗弃的、适龄的、由国家抚养的孤儿尽收眼底。他们高矮不一，大的可能有十一二岁，最小的脑袋刚冒出课桌，看上去不是来学习的，而是有一个固定的座位需要他们来填补。蔺老师走到老杨身边，淡淡地说：“那么，你找一个吧？”没错，我们必须“找”一个，沿着三条狭窄的过道，从讲台走到最末一排，这不是挑菜又是什么？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福利院并看到孤儿，我曾经猜想过两种情况，其一是像我在狄更斯的小说里读到的，满院愁苦的小孩，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其二是像我在国产电影里看到的，他们无比幸福，欢声笑语，歌颂人民政府，仿佛不知道这个世上有爹妈。可惜我都猜错了，场面十分沉闷，他们坐着，既不凌乱也不整齐，衣着朴素且合身，个头高矮不一，有一些带有轻微的、可以被觉察的病残：豁嘴、白化病、斑秃。还有一些我看不到的病残，也无从问起。我们像三个并不擅长厨艺的人，走进了中午昏昏欲睡的菜场，一时傻眼。并没有一个小孩扑上来对老杨说：“爸爸，你带我回家吧。”他们安静地坐着，仿佛早已预知了结局，又或者这种场面已经经历了千百次，无须为此动容。我看到蔺老师的嘴角流露出深刻的嘲弄：你真是个有爱心的人，带个豁嘴的男孩出去吧，或者这个像冬季瑟缩的麻雀般的女孩？我差点就说，还有稍微好看一点的小孩吗？这当口总算有一件事缓解了我们的尴尬，开饭了。两个食堂工人拎着一桶菜汤和一桶馒头进来，每个孩子发到一个馒头和一碗菜汤。我瞄了一眼，汤里没油。孩子们抱着馒头艰难地啃了起来。小苏说：“伙食太差了。”杨院长说：“我们需要社会支持。”多年后，我和老杨回忆起那天。我问老杨，你还记得菜汤什么样吗？老杨说记得，这汤要是搁在农药厂的食堂，厨子已经给人打死了。我问老杨，你记得蔺老师当时干了什么？老杨说，记得，有个小孩把馒头弄掉在地上，他捡起来吃，蔺老师走过去制止了，给他换了个干净的馒头，蔺老师是个好人。我又问老杨，你记得那个独眼的男孩吗？老杨说不记得了。是这样的，我走过那个独眼男孩身边，发现他在看着我，手里拿着一个馒头。他已经很大了，是这个班上最大的男孩，那个馒头在他手里显得有点小。当时很多小孩都看着我们，只有他的目光被我深刻地觉察到了。我回应了他，看到一个黑色的瞳孔和一个蒙着白翳的瞳孔，他并不是用黑色的那个看我，而是黑的和白的左右开弓。我有点抱歉地想，老杨是不会挑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认养的，你跟着我们不合适，你很快就会长大，成为一个男人，比我们更不好惹。后来我发现，他并不是在求助，他憎恨地看着我。无论用什么目光看我们，我们都不会挑一个黑白瞳孔的男孩认养，不会在星期天带他去动物园，不会给他买球鞋。天哪，我为什么要陪老杨来这个地方？杨院长把我们带到最后一排，她像是凭空变出一个女孩，个头还没课桌高，满脸是皴，在这种季节一看就知道是哭皴的。她坐在凳子上两腿悬空，茫然地看着杨院长。这个看上去不那么狠，不那么难弄。我踢了杨迟一脚，让他快点定夺。他真的快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挑菜的了。老杨点点头。我们三个同时松了口气，整个过程像一场艰难的拔河比赛，经过漫长而尴尬的拉锯战，忽然胜利倒向一方。我们挑到了合适的孤儿，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老杨蹲下，对孩子说：“你叫什么名字？”杨院长说：“她叫戴黛。”这时蔺老师插嘴说：“戴黛不行。”杨院长摆手示意蔺老师不要说话，这个细节被我记住了，但我当时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我看了看手表，恰好中午十二点，外面的雨没停。蔺老师蹲下，摸了摸孩子的脸，对着同样蹲下的老杨说：“戴黛今年四岁，她没有任何残疾。”事后，我们坐在福利院的管理处，老杨付钱，这时他必须出示身份证明。蔺老师说：“你是农药厂的，怪不得。”老杨问，农药厂有什么必然性。蔺老师说农药厂的效益不错，九七年到处都是下岗工人，社会不太景气，而农药厂暂无倒闭之忧，听说还成功转制，厂长成了大股东，令人艳羡。“我想，福利院才是永远不会倒闭的。”老杨说。老杨付掉了一年的认养资助，共计一千两百元。杨院长走了，由蔺老师陪着我们。我转到一堵墙前面，看墙上贴着的管理名单，读到一串有趣的名字：戴宗，戴笠，戴雨农，戴维斯……我问蔺老师，这什么意思。她说：“这是遗弃的孤老，都神志不清了，记不得自己的名字，我们就给他们取名字。”我说：“戴城的孤老也姓戴，我以为他们都姓党呢。孤儿姓党吧？”蔺老师说：“孤儿也姓戴，不过名字比这个好听。”“会叫什么呢？”“在那边，戴黛在这排。”蔺老师指着旁边说，“戴建华，戴诚，戴安娜。我们给小孩取名字还是会考虑周全的，毕竟他们要用一辈子。”“戴宗呢？”我说，“神行太保啊。”“我都说过了，是些失去记忆的老人，恐怕他们也不会离开这里了。我们只为了好记些。”蔺老师有点不耐烦地说，“总不能像监狱一样给人编号吧？”虽然无稽，但还算说得通。这是我当日见到的唯一有趣的东西，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人的性别栏里写着“双性人”，这三个字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墙上，年龄是十六岁，我就一句话都不想说了。戴黛这个名字很好听，叠音，顺耳，但是念多了又觉得像个恶作剧。就像凤尾竹被称之为凤尾竹，她拥有了戴黛这个名字。蔺老师说，这些名字孤儿们会用一辈子，后来她又说，其实也不一定的，如果被领养走了，他们就可以拥有另外一个名字，这个被赋予的戴姓（以及连带的名字）也就作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孤儿们的名字既神圣又像是一场游戏，有人期望改名字，有人永远没有改成，还有人改了名字不料被退回福利院又不得不使用院方赋予的名字。“如果抛弃的孤儿身上有便条什么的，写着自己的名字呢？”“那也得改。”蔺老师说，“至少在我们这儿是这样。”“戴黛有本名吗？”“她什么都没有，便条也没有。”我们离开福利院，天上还在下雨，抬头看到远处的虎山，一座歪塔竖在山顶，隔着迷蒙的雨水，它收缩成一个轮廓，像是水中的倒影。根据专家的测量，它的斜度超过了著名的比萨斜塔，假以时日，它会一个倒栽葱从山上摔下来。蔺老师把我们送到门口，她一直走在我们身后。“公共汽车站在哪里？”老杨问。“你们不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她问。“打车来的。”老杨说，“这一带出租车太少了，我估计得坐公共汽车回去。”蔺老师指了一个方向，沿着小路继续向前，穿过这片地区就会有条大路，公路绕着山在这里打了个弯，小路像弓弦一样横切过去。到大路口转弯，穿过铁路桥，那儿有个公共汽车站，有一趟车可以把我们带回市里。我们走出去，身后福利院的大门咚的一声关上。这地方连一块可以相认的牌子都没有。路很好走，铺着一层很厚的碎石子，不算很滑。这时起风了，顶头吹来，雨点稀疏而饱含力量，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甩在我的脸上。这是降温的时节，有一股寒流从西伯利亚长途奔袭至南方。我们都裹紧了衣服。“下次骑自行车来吧。”小苏说。那未免也太远了，况且就要进入冬季。你带着自己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在冬季的街上吹自来风，固然合情合理，但带着一个孤儿显得太他妈的不够意思了。小苏无语。经过铁路桥下时，头顶上正隆隆地开过一列货车。我们站在桥洞里避着风点烟，一直等火车开走。据说那个出租车司机就是死在桥洞里。我们这座城里，以前也有杀人越货的事情，但杀出租车司机似乎是头一回，而且人们把情况说得很惨：司机被凶徒用钢丝从后面套住了脖子，勒死了。老杨说，勒死其实没什么惨的。老杨已经去过好多县城，南方的，北方的，西部的，没一个是省油的灯，又好玩又可怕，什么杀人抢劫、吃喝嫖赌都有。这会儿他顺嘴讲了个火药枪打死农药销售员的故事。小苏有点受不了了，说：“你以后当着小孩别讲这个。”老杨说：“我疯了，我认养一个小孩给她讲这种故事？”小苏说：“你就是有自己的小孩也别讲。”在蔺老师所说的那个拐角口，看到一个歪着的站牌。有一辆公共汽车碾着雨水，沙沙地向前开去。我们扔了烟头同时狂奔，试图追上它，大呼小叫挥着手。我相信司机一定在反光镜里看到了，但这个浑蛋没打算载上我们，有一度他甚至没加速，让我们处于能追上又追不上的境地。之后它才轰地跑远，我回头一看自己追出站台大概有一百米远，裤脚上沾了很多泥。你说为什么不是这个公交车司机被人勒死呢？我在站头上就想起戴黛的模样，还有蔺老师的话：她什么都没有，便条也没有。仿佛那张便条即使存在也不能改变什么，于是它的缺失也变得无足轻重。蔺老师蛮酷的，说话口气有点冷漠，带着点警惕，好像我们是怪物。我们三个男的去认养孤儿确实很怪，对吧？二月里，我和杨迟干过一件古怪的事，夜里我们出去喝酒，喝到糊涂了，走到街上遇到个卖玫瑰花的小姑娘。她跟着我们，要老杨买朵花送给我。我可得意啦，老杨气坏了。照通常的办法，扮凶就能吓走她，但老杨做不出来这种事，他这辈子没在任何场合对女孩凶过，哪怕是个卖花的呢。于是他很不合时宜地转过头跟她聊了起来，女孩说：今天是情人节啊。我们俩面面相觑，最后我忍不住问她：“你觉得我们俩很像情人吗？”她竟然对着我点头。老杨说：“所以，我要买花送给他，对吗？”她又点头。这下轮到我生气了。我说：“花不买了，我要把你买回家。”是不是所有在街上乞讨、卖花的孩子都在等着这一天？反正她捧着花在后面追我，我撒腿就跑。老杨不想跑，她跟着老杨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住在同一幢楼里，找到老杨就能找到我。我跑到桥上，抱着栏杆吐了一会儿，抬头一看，这俩傻缺站在五米开外看着我，一高一矮，一个手里打着雨伞，一个怀里抱着花。我对老杨说，扔下她，跑。杨迟不干。我说这种小孩都有大人带着的，比我们有钱，这他妈是中国，不是狄更斯的小说。小孩摇头说，我今天晚上回去也是睡桥洞，没你想的那么舒服。我说，你带我去桥洞，我要把你的主人打出屎来。她说，我跟你回家，你答应的。我稍微清醒了点。那晚很冷，天上掉雪珠，落在头发上像是要结冰了。我给了小孩五块钱，花不要，让她回去，但她说天黑了不认识回去的路。她竟然真的跟着我们拐进了新村错综复杂的楼房里。我觉得像上了个大当，为什么没有一个大人冲过来把她领走？我没头没脑地把她带进门，然后她才显得有点拘束了，站厨房里打量我家。毫无疑问，那地方很破，煤气炉都用了十多年了，还有点漏气，常年修不好。日光灯噼啪闪烁，这是因为天冷，平时不这样。老杨说：“你要喝点水吗？吃饭？”说着就揭我们家锅子，搞得他好像是主人似的。这时我妈穿着棉毛裤出来，见此情景不免有点迷惑：“哪儿来的小孩？”“我们街上捡回来的。”“你们捡了个小孩？”我妈冲过来看，不由大叫起来，“要死啊，真的捡了个卖花的。你们说，喝了多少？都喝傻了是吧？”此前漫长的十几年里，我和老杨干过很多出格的事情，在我妈看来，唯属这次最不可理喻。因为我和老杨看上去又穷又狠，完全不像是那么有爱心的人——就算有爱心，你他娘的也不能捡个活人回家。老杨也傻了，蹲在地上想半天说：“要不还是把她送派出所吧。”小孩听了拔腿就跑。她比我们每个人都清醒。我们在冻得发毛的夜里搜人，各处楼道、垃圾箱、花坛都找过，没有她的影子。耗到后半夜，无可奈何回到家，我妈又起床了，追问道：“为什么一听派出所她就跑了？”我解释说：“送派出所就遣返原籍了。”我妈懂了，点点头说：“怪可怜的。”那绝对是一次难过的经历，我躺床上，脑袋里的酒精被冷风吹散后想不起那女孩的长相了，只记得一个抱着花的形象。第二天醒过来，看到我日常用的茶杯里插了一朵玫瑰，破破烂烂的，跟草莓差不多大。我妈说是昨天那小孩跑路时掉下来的。第二天老杨还去居委会问了一下，生恐有小孩冻死在街上，但并没有她的下落。天知道她抱着那把玫瑰跑到哪里去了。那天中午，我们三个站在站牌边，这个站头叫团结山。小苏说再过一两个小时他又该发烧了。不过他没再啰唆下去，他就是这点好，不话痨。有一条人影从拐角处过来，我们看清是蔺老师。她打着小伞，穿得跟刚才不太一样，显得漂亮了一些。再次见面，打了个招呼。蔺老师说：“你们还没等到公共汽车？”“我们没追到那辆车。”“十分钟以内下一班车会来。”蔺老师说。于是我们站着，继续等。等车的时候人们会把目光同时投向那个虚无的方向，其实那边有没有车过来都无所谓，你不看它，它也得来。但你总会去看，否则的话，你们只好互相看来看去。蔺老师说：“杨迟，听说你是农药厂的销售员。销售员平时要跑供销吧？”“我跑销不跑供。”老杨说，“就是卖卖农药啦。”“具体做什么工作呢？”“具体的，这边卖卖农药，那边卖卖农药。”老杨说，“如果田里没有虫子，我就带点虫子放田里，然后告诉农民这里有虫子，要打农药。”“真的这么干？”“开玩笑的啦。”蔺老师瞪着老杨，显然她还不习惯我们讲话的风格。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那么你经常跑外地，你会有时间来看戴黛吗？”老杨看看我和小苏。我们同时摇头，表示这件事由老杨负责，我们纯粹是跟着来凑热闹的。蔺老师说：“你怎么会想到认养孤儿呢？我在福利院待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遇到男青年认养孤儿呢。你是党员吗？”“我团员。”老杨捂着脸说，“我爸爸是党员。”我无聊地点起一根烟，问蔺老师：“你现在去城里干吗？”“看电影。今天是周末啊。”“平时就住在福利院？”“是啊。”“为什么女孩的头发剪得这么难看？”“你说什么？”“女孩，戴黛，”我说，“她的短头发，剪得很难看，简直就像花匠剪出来的。你们应该找个好点的理发师，午饭的菜汤里多放点油。”蔺老师似乎是被我噎了一下，不说话了。车来了，座位全部空着，我们跳上去，抖落身上的雨水，寒气一下子被隔离在车窗外了。老杨和蔺老师一前一后坐着，我和小苏选择了旁边的双排座。司机居然认得蔺老师，隔着老远打了个招呼。汽车发动，那些在雨中破碎的风景向我身后平移而去。老杨说：“蔺老师，你住在哪里？”蔺老师说：“我就住在福利院。”老杨问：“家呢？”蔺老师一笑：“我也是孤儿，没有家，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现在在福利院工作。”我们同时哦了一声，仿佛释然。“你为什么姓蔺，而不是姓戴？”我问。“因为我有便条啊。”蔺老师说，“我叫蔺华，进了福利院以后叫戴华。三年前我把名字改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