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水县的公路交通恢复以后，杨迟回到戴城，那是八月末了。半个中国像湿淋淋的抹布被拧干，到处都能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曾经的水位线现在是一道黑色的污迹。顺着水流的方向，草木倒伏，一片狼藉。很多地方散发着洪水之后的腥臭气味。此前在划水县，他住了一阵子医院，又找到寡妇会计，借了几百块钱。后者很仗义，但也奇怪，为什么杨迟不找农药厂要钱。杨迟说，这件事，要是闹大了可以卸了朱康的胳膊，但考虑再三，还是低调处理，先不让厂里知道。寡妇会计不懂，杨迟也没说原因。在医院里，他打了个电话回戴城，让家里不要担心，也不要声张。我们告诉他，戴黛走了，小苏也走了。杨迟说：“那我就更不用急着回来了。”回到农药厂，他第一时间跑到董事长办公室，满身是伤，递上一张辞职书，把划水县的情况说了说。董事长也吓了一跳，声称自己不负责人事，辞职请找劳资科。杨迟说，免了两万块的培训费，什么都好说，如若不然，就在厂里干掉包部长和朱康。董事长怕了，知道这事要出人命，连连点头。杨迟说：“还有朱康欠我的一万，要么他还给我，要么厂里还给我。”董事长拍着杨迟的肩膀说：“从他工资里扣。”两个人在办公桌上画着圈圈商量好了。董事长看杨迟神经不太正常，也不敢挽留他。杨迟站起来，踱到了销售部。包部长看到杨迟，先吃了一惊，然后问：“这些天你在哪里？”杨迟没说话，歪着脸向包部长走过去。这时董事长办公室有人下楼，对着包部长大喊：“老包快跑，杨迟要杀了你。”包部长反应奇快，嗖的一下，跑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一群销售员扑过来，按住了杨迟，像对待犯罪嫌疑人一样，抓住头发，拧住胳膊，并有人趁乱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销售员们得胜，高喊道：“部长，不用担心，杨迟已经被我们控制住啦。”然而包部长再也没回来。杨迟心想，这算什么，宫廷政变？我他妈只想要回自己的钱。这群人把他押到保卫科，问怎么处理。保卫科说，董事长已经溜了，留下一道口谕：把这小子开除了，两万块培训费不用他出了。另外调了六个农药车间的彪形大汉，从此不必倒三班，而是穿着保安制服、配了电警棍，轮流在厂办门口站岗，再也不许任何人私闯白虎堂。杨迟被开除以后，并没有马上去找绍兴师姐。长期游走四方卖农药，忽然停止下来，昏昏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了弥补在划水县痛饿三天的损失，他到处吃，两分钟干掉一个汉堡对他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他想吃烤鸭，然而戴城没有像样的烤鸭店，只有盐水鸭，吃得他口干舌燥，狂喝水。有一次他甚至打算开戒，去吃一吃肥肉，一口下去，又把上一顿的饭给喷了出来。我照例打电话给路小娟，问她这算什么情况。路小娟说：“我辞职了，不做医生了。”“那你做什么？”“药贩子。”路小娟在电话那头淡淡地说，“在医院混不下去了，现在只有药贩子才挣钱。至于杨迟，你最好让他去看看心理医生，这么狂吃肯定是得了抑郁症了。”我不敢带他去，只能眼看着他一天天胖起来。有一天半夜，他敲门进我家，说自家冰箱里的东西已经吃光了，看看我家有没有。打开一看空空如也。我说，自从发大水以来，菜价暴涨，我们家也吃得很简单。杨迟从冰箱里拖出一块吃剩下的豆腐干，嚼了嚼说，馊了。又在桌子上找到半个咸鸭蛋，吃了一口说，这都比不上在划水县的咸鸭蛋，那是真的好吃。那天晚上，他问我：“戴黛临走之前，你们没有去送她。为什么？”我说：“我不喜欢送人，眼泪汪汪的。小苏说，她应该忘记我们，否则等她长大了来追问现在的事，我们三个人，没有谁能解释清楚。”杨迟愣了一会儿，说：“我活到二十五岁，也在追问很多事，也没有人能解释清楚。”我说：“你是中国人，你不清楚最好。但是等到戴黛来追问你的时候，她就是个美国人啦。”杨迟摇头，吃着咸鸭蛋说：“你知道我在屋顶上那三天，最想干的是什么？”“吃东西？见到戴黛？想我？”“我最想干的，是躺下来疯狂打滚，但是那屋顶上没法打滚。一打滚，我就会掉进水里。”杨迟继续摇头，“我痛得想打滚啊，我都快死了但还是保持了理智，没有打滚。最后我对着冲锋艇挥手的时候掉水里了。”中秋节之前，杨迟接到蔺老师打来的电话，请他去参加福利院的联谊会。杨迟说：“我没空。”蔺老师说：“你就来吧，我们还有晚宴，我想见见你。”他一听有吃的，就答应去了。他刻意将自己打扮了一下。穿上灰色的西装，雪白的衬衫，配一条金色的领带和冒牌金利来皮带，又找我爸爸借了一个领带夹子。可惜脚上还是一双破皮鞋，我说小苏有皮鞋留在我家，火箭头的，杨迟穿了觉得正好。这下就打扮齐全了。杨迟又说，必须要穿深色的袜子，这是礼仪规范，回到楼上换好了。我很奇怪，问他：“你哪儿置办的这身行头？”“刚买的。打算去上海找绍兴师姐求职，必须穿得体面一些，不然HR会把我踢出来的。”“你也可以把HR踢进去。”过去他做农药销售员，完全不需要这种装束。世界上的销售员都得打扮得挺括，只有农药销售员例外，他们一会儿假装成农民，一会儿假装成干部，就是不能告诉别人自己是个生意人。现在杨迟终于可以回到一种俊朗的、神采飞扬的打扮，搞得我有点妒忌——我在婚纱店上班，唯一俊朗的时刻是充当模特穿新郎的燕尾服。杨迟坐上公交车，以西装领带的装束来到福利院，天色已晚，一轮明月在天边，圆得像是在发呆。走过凤尾竹成荫的小路，十个月前从福利院领出戴黛，也是经过这条路，倏忽之间，她已经在美国了。杨迟心想，我欠她一个告别。那一天福利院很热闹，社会各界慈善代表都去了。杨院长四处和人打招呼，她升任正院长了。杨迟静静地站在角落里，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蔺老师来了，对杨迟说：“一阵子不见，你胖了。”杨迟点点头。蔺老师说：“你有什么不高兴吗？我打电话到你家，听说你在外地出差，遇到些很不顺心的事。”杨迟说：“都过去了，我现在已经不在农药厂上班了。”蔺老师看看杨迟的西装，自然认为他另谋高就了，没再问下去，让杨迟到会客室坐着。很多人在里面喝茶，走来走去，杨迟觉得不习惯。他一直以为福利院就是冷冷清清的，一条干净的水泥路，一群规规矩矩的孩子，如此而已。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因为失业，被人坑，变得相当愤世嫉俗，不知道这群人在福利院作揖、敬礼、祝福，搞得那么闹，是什么意思。这个场合没有孤儿，大部分都是社会贤达。他独自坐在角落里，穿得人五人六的，也可以冒充贤达。过了一会儿，听见外面轰轰的声音，戴城定慧寺的方丈长信大师带着两个弟子来了。方丈快八十岁了，他是这个场子里最有名望的人，坐在最中间的沙发上。众人立即噤声。方丈穿得朴素，低垂着眼帘并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的僧人拿出定慧寺的徽章，一个一个分发给在场的人。蔺老师走到杨迟身边，低声说：“这是长信大师的大弟子。”杨迟神思恍惚，“哦”了一声。杨院长引着中年僧人来到杨迟面前，介绍说：“这是农药厂的小杨，他在福利院认养了一个孤儿。”中年僧人递上徽章，说：“你会有好报的。”杨迟说：“我不要好报。”中年僧人愣了一下，说：“你不要好报？”“对啊，不要好报。”这个厅里的人都不说话，看着杨迟。中年僧人回过头看看方丈，方丈没有表情，看那样子是入定了，也可能在打瞌睡。中年僧人摇摇头，捧着徽章走向下一位，忽然又回头看看杨迟，似乎是想确认一下，你真的不要好报？杨迟乐了，点点头，我真的不要，您那儿还有别的什么能给的吗，除了好报。那顿晚饭吃得有点难受了。在一个大饭厅里，二十几个圆桌摆开，杨迟被安排在角落里的一桌。以前他并不知道，福利院里竟有这么大的厅。随着杨院长和社会贤达走进去，原先围坐在饭桌边的老人们起身鼓掌。这些人，杨迟也都没看见过，知道是福利院的孤老，那些被称为戴宗、戴雨农、戴维斯的人。偌大的饭厅里没有看到孤儿。台上发言，台下的老人们面无表情地坐着。杨迟看着桌子上的凉菜，身边一个老头悄悄拿起筷子，搛了个毛豆放在嘴里。过了很久，杨院长下令开吃。老人们吃得很慢，杨迟不忍心跟他们抢。不久又进来了一个漂亮姑娘，胸口别着寺院的徽章，抱着一个两三岁大的女孩，坐在老杨对面。女孩还不太会说话，看起来也很健康。姑娘说：“你是杨迟吧？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的事迹。”“然后呢？”杨迟说，“你也认养了一个孤儿？”“是的。”姑娘让女孩站在自己腿上，捏着她的手腕向杨迟打了个招呼。“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时蔺老师过来了，介绍说：“这位是王小姐，高新技术开发区海关工作的。”杨迟点点头。王小姐说：“你的孩子呢？”“去美国了。”杨迟说。“那不错啊。”王小姐抱着孩子，往她嘴里塞了一个鸭舌头，“我这个孩子，是去年被她父母扔在开发区的。开发区有很多民工，有一些人没什么素质，生了孩子就扔了，让政府养。这个孩子是我们同事捡到的，当时才一岁多，我们把她送到福利院，后来我想起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你的事情，我决定也要来认养她。哎，相处了几个月，我现在很喜欢她了，要是她也去美国，我可能会不舍得呢。”杨迟心想，鸡毛，你屁也不懂，跟你没什么可多说的。这时忽然感到有点孤独，有点尴尬，要是戴黛在身边，他可能会和这海关小姐聊得还不错吧。在他的前半生，唠唠叨叨，永远阳光，从无拧巴，和任何人都可以聊得不错，甚至是绑匪，但是这一天他不行。杨迟起身离开，走到外面，在黑暗的走廊里点了根烟。蔺老师追了上来。“还得和你商量一件事。”蔺老师说，“认养戴黛的生活费，你付了一年，实际只用了半年多。你考虑一下，是不是再继续认养一个？”杨迟平静地说：“你当我傻啊，再认养一个，你再给送美国去？”蔺老师说：“我很抱歉。知道你心里难过，我陪你走一会儿吧。”两个人在黑暗的走廊里踱着，拐到花坛边。杨迟说：“戴黛走的时候哭了吗？”蔺老师摇头说：“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哭。”杨迟说：“蔺老师，你自己也是孤儿，请你扪心自问，在你童年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吗？”蔺老师说：“你别这么说，很伤害人。”杨迟说：“那我不说你。”蔺老师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符合法律法规，中国的，美国的。即使戴黛不去美国，你也不能阻止她被一个中国家庭领养，她的法律上的父母有权拒绝你去探望。换句话说，你一样会见不到她。”杨迟说：“我并没有阻止福利院干这个买卖，我只是说我的感受。”蔺老师站在黑暗中说：“买卖。”月亮升到头顶，杨迟看不到蔺老师的表情，只觉得自己的手被她拽住了。蔺老师说：“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你上次说我，‘演员不够用了’。”她领着他走进一栋楼房，那显然是新造的，每一扇窗上都装着铝合金栅栏，有几处亮着灯，从楼下向上仰望，有点像监狱或是疯人院。他们走上楼梯，蔺老师在墙上摸了一下，灯亮了。这段路很漫长，一直走到最高的那层，蔺老师推开两扇虚合的门，让杨迟走进去。里面有个打毛衣的护工阿姨站起来打招呼。“等会儿就熄灯了。”蔺老师说：“杨迟，我带你走一圈。”那是一个空间巨大的房间，墙壁刷得雪白，腰线以下则是绿色的。屋子中间还有几根柱子。一排排的儿童床，带护栏的那种，有些床上睡着一个大孩子，有些睡着两个小孩子，另有一些是婴儿。日光灯关了一半，有细细的风从不知何处吹来。杨迟跟着蔺老师走了几步，觉得气氛不对，那里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悲痛和沉寂，仿佛你好好地走路忽然沉入了沼泽，仿佛你经历过的人世、一切时间和经验在此被拧成一个鬼脸。蔺老师说：“是的，他们全是智障儿。”阿姨说：“两百零三个。”杨迟停下脚步，说：“我不知道福利院里，竟然有这么多人。”阿姨说：“人多着呢，后面一栋楼里还有痴呆的老人，都是被扔掉的。多着呢。”杨迟想走，忽然觉得一阵异样，一个一岁大的孩子从护栏缝里伸出手，捏住了他的手指。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孩子握得很紧，他挣脱不掉，也不敢挣脱，觉得疼痛。他想，我以为在划水县的屋顶上是最悲惨的时刻，最需要神启的时刻，现在才知道，神最黑暗的做法，是向你抛出两百个痴呆的天使。他们都姓戴，但他们没有名字，只有床架子上的编号，这种时刻你会知道心脏停跳的滋味。蔺老师靠在柱子上，悲伤地看着杨迟，等他说些什么，但那天他直至告别，再也没说出一句话。蔺老师曾经在身后喊过他一声，他没回头，沿着小路直直地走了下去。月色清冷，周遭看得清清楚楚，他再也没回到这个地方。那天夜里杨迟走出小路，在月光下等待公共汽车，等了很久也没有来。他顺着道路走，希望走出这片区域，能找到一辆出租车，但是道路寂静，没有应答。后来看到路边一家卖香烟的小店，还能打长途电话。杨迟停在柜台边犹豫了一下，拨通了绍兴师姐的手机。“中秋节想我了？”绍兴师姐说，“立马买张火车票来上海找我，就今晚。陪我喝酒，顺便解释一下你的婚姻问题。”杨迟本来想说，求你救救我吧。后来一想，在划水县他已经对女绑匪说过这句话了，这句话作为一个一次性使用的咒语已经失效。他愣了一会儿，对着电话听筒说：“我吃撑了，走不动了，你能把我接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