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心理疾病首先被发现并引起重视是在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sson与clark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其实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疾病自古就有，只不过那时绝大多数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人类是可以被豢养”的这一种人格的存在。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于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纳粹犹太人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管理员”的行为模式有很好的解释：在纳粹集中营里，有部分犹太人“管理员”，帮助纳粹管理整个犹太人集中营的日常运作，有的甚至帮助纳粹军官对集中营的“犯人们”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岂不知这些“犹太人管理员”们最终大多数也没有逃脱被屠杀的命运，而他们只是用“帮助纳粹”的工作为他们还存活在集中营的过程中，赢得了优于其他犯人的吃穿住用而已。这些“犹太人管理员”其实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轻度患者，他们把自己的部分利益和“敌人”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于是帮助“敌人”作恶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仔细想想，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其实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我外婆曾给我讲起她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那是在**********时期，外婆被打成了****，住到了牛棚中。一次，另一个****分子实在受不了红卫兵们对她精神和肉体的迫害，于是找到我的外婆，诉苦到，“现在我的日子过成这样，我实在不想活了。”外婆的个性十分坚强，她跟这个“****”讲，“为什么要死，死了就再也等不到水落石出，大家平反的那一天了，那些人对你的栽赃陷害，侮辱谩骂你就左耳进右耳出，当他们放屁不就完了？！怎么会有去死的想法呢？”外婆本是好意，这些话无非是宽慰这个“****”，让她看开些。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红卫兵就把我外婆揪了出来批斗，说她“煽动狱友，抗拒改造云云”。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第二天就把外婆宽慰她的话告发了，想借此“立功表现”减少红卫兵对她自己的迫害。

我问外婆是否恨那个告发自己的“****”，外婆说：“怎么不恨，当时简直快气死了。可回头想想，谁不愿意活的好一点，谁不愿意更有尊严的活着。那个人在那个时代如此做法，无非是显露了一个人求生的本能罢了。所以我现在一点都不恨她，只有一声叹息罢了。”

遭受强权暴力侵害时，人们通常会有3中反应：其一、是“武装反抗”，官逼民反的事例比比皆是；其二、是“非暴力不合作”，印度的圣雄甘地创造性的开创了这种“中性”做法；其三、就是“屈从于暴力”，和暴力一起作恶。而这第三类人群其实都有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倾向。

像纳粹集中营中的“犹太人管理员”，以及外婆口中的“告密的****”，他们都属于轻度“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之所以说是轻度，是因为他们还处在“恐惧”的威压下，还有一定的“自保”的思维在里面。

但我们的主角魏孝文帝拓跋宏可就不是轻度患者这么简单了，当冯太后死去之时，悬在拓跋宏头上了“达摩克里斯之剑”已经去除，而作为帝国最高权力的帝王，拓跋宏没有反攻倒算，实施报复，依然对冯太后尊敬有加，对其族人施以荣华富贵。如此看来，拓跋宏已经是一个“深度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罹患者了。

拓跋宏是如何一步步深染这个心里疾病不能自拔的呢？我们下一章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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