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水东集》的胡适序言被撕掉后，李仲轩的哥哥——李捷轩赠送给了宁河县文史馆一套，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情了。

爷爷还著有《古来女子军事》，研究历史上女人参与战争的情况。还有《方家园杂咏纪事》，方家园是慈禧太后娘家发迹的地方，此书说的是清王室的秘闻。比如讲慈禧派人砍了清皇陵的一棵古树，光绪觉得坏了<a href="http://house.ifeng.com/home/jjfs/list_0/0.shtml" target="_blank">http://house.ifeng.com/home/jjfs/list_0/0.shtml

风水，很伤心。所谓杂咏，是他在每一段故事后面都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感慨。

爷爷去世后，因奶奶是北京的满族，她想自己死后就葬在北京，所以也想让爷爷葬在北京，家里没有钱给爷爷办丧事，就迟迟不发丧。

爷爷是天津芦台人，依惯例是要葬在家乡的，名为“回灵”。当时王家的掌门人叫王元埔，是爷爷的哥哥王燮的儿子。王元埔跟奶奶说：“只要回灵，您一分钱不用出，我们全管了！”

爷爷是大名人，他回灵是家乡的一件大事，芦台的乡绅们早把费用都预备好了，甚至从北京到芦台一路上送葬队伍歇脚的席棚都开始搭建了，但奶奶坚持要葬在北京。

爷爷一生与佛道有缘，流亡日本时主要是与日本的僧人交往，他死后棺材停灵在了北京“拈花寺”。拈花寺有几处院子专给名人停灵柩，有的名人家在外地，死后停在寺里，一放便是一二十年。爷爷和奶奶的第一个儿子早逝，一直没有安葬，也放在那里。

拖延了一些日子，奶奶实在拿不出在北京发丧的钱，无奈答应了回灵。芦台的钱立刻就到了北京，爷爷一发丧，各方的钱也就来了，光段祺瑞一个人就送来了一千块大洋。

回灵的队伍浩浩荡荡，长子的棺材也随着爷爷的棺材回到芦台，一起安葬。各界人士送的花圈装了一节火车，京津多所大学为爷爷致祭。爷爷的葬礼办得风光极了，但奶奶在去芦台的路上忽然难过起来，抽了王元埔一个耳光。

奶奶是有霸气的人，不管不顾，打王元埔时周围还有好多人。打得王元埔冤枉极了，但奶奶是他婶娘，他只能“唉”几声，跟别人打趣说：“我出钱出力，还得挨打。想不到，想不到。”

爷爷一生不重名利，超出世俗，穿着上等长衫，却可以和底层人坐在一条板凳上。一年冬年，他瞧着进京卖萝卜的小贩可怜，便把前院的几间客房无偿借给他们住。小贩偷偷把屋里的地面凿破了，挖了个地窖存萝卜。

奶奶很生气，觉得白让他们住，他们却搞破坏，要赶他们走。爷爷一笑付之，说：“你管他们干什么？就当没看见，让他们过完这个冬天吧。”

爷爷是真名士。

我的父亲（1）

2.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叫王守谦，他是绝顶聪明的人，1911年出生在上海，生他时爷爷五十多岁，奶奶二十多岁，当时爷爷在办小学。

父亲有个哥哥，比父亲大两三岁。我这位大叔中学上的是三中，父亲上的是四中，大叔本分，父亲会来事，讨爷爷喜欢。父亲在家里读书，一个人占三间大书房，大叔读书则只有一小间，是家里的外书房。所谓外，是在门口位置，平时用来招待客人用的，客人来了，等着主人接见时待的地方。

这哥俩合不来。父亲性格内向，是读书的材料；大叔外向，喜欢体育，还是学校的篮球选手，他学习不如我父亲，加上他大了两三岁，处在叛逆的年龄，有时会惹爷爷生气。

王守谦（王照之子）

爷爷脾气暴，一生大叔的气，就是一顿暴打。有一次半夜醒了，想起大叔，突然恼火了，跑到大叔房间，把他连人带床单掀到地上，猛打了一顿，才解了气。

大叔受了这次惊吓，就生了病，不久便病死了。

父亲小学在西皇城根，中学是四中，大学是北大，一路都是名校，一路都是高材生，受尽了家长和老师的宠，从来不会委屈自己。

他考上了北大的西语系法语专业，中国人学法语的少，那年只录取了他一个学生。当时北大胡适主管教学，想让他改学英语，这一年就不开法语课了。他不干，找胡适理论，结果两人大吵了一架，气得胡适冲他吼：“回家去吧！”要开除他。

他坚持“我考的是法语，就得教法语”，但最终胡适作了让步，保留了那一年的法语系。结果，出现了四个法语老师教他一个学生的奇特局面。

西语系属文学院，现在的文物出版社是当年北大的旧址。他在北大最好的朋友是一位姓郭的山西人，外号“郭老星”，思想激进，到家里来玩时，奶奶不知看出了什么，不让他再跟郭老星交往。

郭老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后被抓捕，死在监狱里了，父亲差点受牵连，奶奶很长时间都感到后怕，从此限制他的交往。

北大请法国人教法语，有一位中文名叫“邵可侣”的法国老师，六十年代初还在北大授课。法语教授盛成跟国民党去了台湾，很快又去了美国——这种情况的人很多，因为到了台湾后对国民党失望了。

盛成去台前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大画家徐悲鸿了，可想他和徐悲鸿的交情有多深。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是女大学生，不太会传统妇女的针线活，我父亲十七八岁就结婚了，我母亲的针线活好，盛成就让我父亲给徐悲鸿的孩子做棉衣，我父亲就此跟徐悲鸿认识了。

父亲学过西洋音乐，会中国的工尺谱，会京剧二黄，还弹琵琶。但他没学过画，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女在画画，他跑过去说“教我”，仙女就教他了。第二天醒来，他从此开始画画了，是梦里学来的技法。

对这件怪事，家里人分析，是因为他有许多中国的画册也有许多外国的画册，看得多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心里对绘画的领悟最终以梦境的形式出现了，梦到的技法，其实是他平日思索所得。

但他画的，跟家里的《芥子园画谱》和外国油画画册没关系，他画的是照相馆、舞台的背景画。奇怪了，仙女为什么要教这个？难道仙女有照相机，仙界里还要演话剧么？

反正他就会画画了。他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画布景的散活成了他主要的生活来源。在后门桥有个“四为美工社”，创办人叫张四为，他从那里接活。

他接了活，不跟家人打招呼就走了。五十年代他曾失踪了八九个月，就是画画去了，这是他最长的一次失踪。

他先画一个小稿，再按比例放大到景片上，用棉花蘸着广告色画底子。中国传统绘画是散点透视，所谓散点透视，就是画地图的画法，按照平面图的标准来确立画面上东西的位置和大小。

他则用焦点透视，近大远小。他给一家照相馆画长廊，画了一组，费了两个月，结果照相馆不给他钱，说：“你这画的什么！歪歪斜斜的，东西的大小都不对。”

照相是西洋的发明，照片都是近大远小，按理照相馆该懂得焦点透视吧，可是就偏偏不懂，这是那个时代好玩的地方。

结果父亲将他们告上了法庭，法官也不懂，说你最好找职业画家给你开个证明，评价一下你的画。父亲就找了徐悲鸿，徐悲鸿是在法国学的美术，给父亲开了证明，对父亲的画高度评价，最关键的是写了“符合美术原则”这句话。

其实徐悲鸿给的称赞是帮忙，父亲的画非常精细，但毕竟不是个性创作，画景片是行活，这类作品必然匠气，徐悲鸿过誉了。法院没想到为一个照相馆的景片，竟然惊动了徐悲鸿，立刻就判照相馆付钱了。

徐悲鸿还介绍我父亲去对外友协画画，父亲会好几国语言，这里应该是最适合他的地方了吧。但这份工作还是没能干长久，因为他不注重自己的仪表。

他从小在爷爷一辈的名士圈里熏陶，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名士不修边幅也风流倜傥——结果他把自己搞得形象很差。

他一辈子不系皮带，都是奶奶给他系，后来是我妈系。他还嫌麻烦，用布绳作腰带，在绳头绑上根铅笔，绕几圈就算别上了。他常一个月不洗脸，基本不叠被子，穿着外衣就上床睡觉。

但他有自己的卫生理论，绝对不跟人握手，到别人家不喝水也不坐。他身上总带着一支圆珠笔，不是写字用的，而是挑门帘用的。挑门帘都不用手，因为他怕细菌。

自己邋遢成这样，却还嫌别人脏。虽然有徐悲鸿的面子，但没多久对外友协的人就劝他别再来了。他是多才多艺的人，因为有怪癖，所以一生无用武之地。

他的第二个工作是在百货公司。解放前西什库教堂有个育婴堂，养育弃婴，那里有个叫“六姑”的修女是地下党员，我的母亲是她的养女。六姑后来身份暴露，去了延安。解放后六姑回来，结果我家成了军属。

六姑介绍父亲去百货公司上班，原本一切都好，只是领导知道他是文化人，让他帮忙写一篇宣传文章，他来了精神，写得文采飞扬，可惜是半文半白，领导看不懂。

领导让他重写，他自小是高材生，从来写文章都是受表扬，没受过批评，连北大校长都敢当面吵，哪会受这份委屈？

于是他告状，找到了更高级别的领导，级别高的领导文化水平往往也高，高级领导一看文章，说：“很好，一个字也不用改。”

他赢了一次，输了一生。单位后来发生了一次工作大调整，领导分配他去张家口，他不想去，从此再也不上班了。

他北大的同学给他介绍过刻蜡版的活，那时没有复印机，就是在蜡纸上用铁笔刻字，这些刻字蜡纸能油印出许多张。这样的小活只能挣点零钱，他也没有兴趣做。

还有人介绍他去食堂工作，做切面条和包饺子的活。他包饺子，放的馅很大，饺子皮不容易合上，他急了就沾点口水粘饺子皮。食堂的领导看见了，很客气地跟他说：“王先生，您包的饺子您自己带回家吧。”

这份工作就这么结束了。

我奶奶太能干，自己做棉衣、大褂、鞋。我们在积水潭的老宅院子里有许多果树，她自己嫁接，把结的果子卖给德胜门果子市的水果贩，补贴家用。

我母亲是个农村妇女，家在开滦县安个庄，算地主兼经商资本家。家里有大庄园，在哈尔滨一带开了多个酒厂。前门大栅栏“内一品”服装店的掌柜王润斋和我母亲家是世交，他是我父母的大媒。

爷爷在时，虽然家中不富裕，但名气大，大军阀阎锡山都是他的递帖子学生，他的日本朋友们想让他儿子娶一位日本姑娘，爷爷则不愿意。

我的父亲（2）

爷爷对父亲的婚事提出了三点要求：不要女学生，因为女学生思想新，婚姻不稳定；不要清朝王室的小姐，因为小姐的脾气大；不要小脚女人，因为不符合时代。

母亲没进过新式学堂，上的是私塾，受旧式教育，符合这“三不要”的条件。因为那时爷爷身体大差，想辞世前见到孙子，所以要父亲赶快完婚。父亲在十八九岁结了婚，两年后，爷爷去世了，没能见到我。

爷爷死后，家人就卖了积水潭宅院，买了一处小点的院子住。那时卖房子，不像现在是赚钱，每卖一次都赔一次钱。搬家是因为经济困窘，另外是有邻居传说，我家没人住的小楼里半夜总亮着灯，闹狐狸精。

积水潭老宅房多人少，的确夜里住着害怕。搬到新宅后，父亲在院子里给自己盖了两间西式的房子，图纸是他设计的。他怕打雷，所以墙壁有三尺厚，窗户上安的是双层玻璃，为了隔音。两间的面积，给盖成了一间半的格局。

他一人住在里面，奶奶和母亲都不能进这房。我母亲爱干净，父亲则邋遢，冬天把炉灰从炉子里掏出来，就堆在炉子边，一冬天积半屋子炉灰，开了春，才叫母亲进屋把炉灰清出去。

父亲每天睡到中午以后才醒，他到夜里来精神，做自己的研究。他去画景片挣了钱，整日吃饭馆，没钱了，就缩在家里，母亲还要伺候他。因为他没有固定工作，所以家里能典当的都典当出去了。

他对中国的文史不感兴趣，家里有大量的字画，都卖了。小恭王写的四体佛经，是用篆隶楷草四种字体写的，在他屋里挂着，屋子漏雨给淋了，他也不管，最后烂在墙上了。

父亲屋里还有乾隆御定的《二十四史》，放这套书有专门书柜，面积占了整整一面墙，很值钱。有位亲戚来了就站在这面墙前感慨：“这是老先生留下的好东西，我真想买，但买不起。”其实他算是小康，但买了这套书就得倾家荡产。

父亲想去吃饭馆，便抽两本书换钱，搞得每个朝代的书都残缺了，因为书有套子，在外面看是齐全的，打开发现少了，跟嘴里掉了牙一样。

其实要卖也应该整套卖，残本卖不出高价，但他没有这意识，爷爷留下的宝贵东西，他多视而不见，只是对他的外文书上心。

母亲在缝纫厂工作，夜里回到家还要做缝扣子的活，非常辛苦。母亲把奶奶的手艺全学到了。在缝纫厂，如果自己有缝纫机的话，就是师父，能做衣服。当时的缝纫机相当于现在的轿车，我家买不起缝纫机，所以母亲算是小工，只能给人打下手，做衣服的边角活，挣的钱有限。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怪，他发明了“粗粮细作”的办法：把粗粮磨碎，用筛子筛完后，竟然用纱布筛，经过了一番大工夫，把粗粮筛得难以想象的细，有了细粮的口感。

六十年代初，我上了中学，父亲到后海某处画画，被警卫怀疑是特务，抓到公安局去了。看他衣着邋遢，公安局觉得他影响市容。

当时民政局成立了房山疗养院，收容精神病、弱智和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家里交钱就可以住到那去，如果家里没有钱，就无偿收容。

我在上学，母亲工作繁忙，我们无力照顾他，公安局看了我家的情况，就建议他去那里，父母俩人认真地商量了好多天。房山疗养院每月要收二十块左右的住院费，新居也有十间房，有两间出租了，每月有十一块钱，就将房租做了住院费，余下的钱由垫付了。(记住全网小说更新最快的枣子读书：www.zhaozhi.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