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底，有位法国汉学家来到京城，找到林子轩，要翻译《活着》这部小说。

汉学家一般是指从事华国古代、近代或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外国学者，这是一个统称，这位汉学家精通汉语。

由于张艺谋的电影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获奖，在法国引起不小的反响。

《活着》虽然在国内被禁映，可海外的版权卖的非常好，并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上映。

5月18日在法国上映，5月26日在荷兰上映，6月30日在香港上映，7月28日在德国上映，以后还会陆续在其他国家上映。

尤其是在法国和荷兰，《活着》的电影得到了很多好评。

这和《活着》展现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整部电影从华国的四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可以说全方位的展现了华国城镇的历史风貌和时代变迁。

这是张艺谋擅长的方面，把小人物的故事融入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

外国观众通过这部电影可以大略的了解这几十年来华国国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们把这部电影当作了了解那个东方国家的历史纪录片。

当然，他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难免带着猎奇的心态，想看看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吸引他们的还有一点就是《活着》的故事本身，通过福贵这个人物的遭遇描述了小人物在历史变迁中的抗争和无助，直到最终的豁达和释然。

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要活着。

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化有共通之处，谁不是为了活着呢，关键在于对于活着的态度。

西方人更为进取，通过种种努力来达到目的，有时候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东方人更愿意顺其自然，通过努力得到了最好，得不到也不强求。

有西方影评家认为东方人福贵对待人生的态度值得西方社会借鉴。

西方社会发展的太过迅速，以至于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东方人的这种人生态度可以更好的消解社会矛盾，达到一种平衡。

这些西方人还不知道，此时的华国正在走着西方的老路，社会快速的转型和发展，从而暴露出诸多的社会矛盾。

官员和百姓，暴发户和贫困户，金钱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和人的关系愈发的淡薄。

当物质逐渐丰富之后，精神却陷入了贫瘠之中。

这其实也是《甲方乙方》要讲的故事，这部电影虽然包裹着一层正能量的外衣，其实内在还是对社会上一些现象的讽刺。

这样的讽刺才能引起国内观众的共鸣，才是真正的贴近生活。

由于以上原因，电影《活着》在法国和荷兰大受欢迎，从而引起了出版社的关注。

国外的汉学家是无利不起早。

这位法国汉学家之所以愿意翻译《活着》也是因为法国国内有家出版社有出版的意图，他能从中赚取版税，而不是说因为喜好华国的文学。

否则华国国内有大批的小说，也不见他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