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蒋中正在东夕大火引发的国内外质疑声中被迫暂时中断了与日军之间的谈判，因此，颇有些恼火的侵华日军便决定给蒋一点颜色看看，以便迫使其回到“正确”的道路中来。

可打击哪里才能让蒋产生畏惧心理呢？首先，刚刚折返回预定出发点的第十一军是不可能立刻出动的。

其次，在华北打击西北国防军各部只能让蒋拍手称快而不是产生惧意，更何况华北日军也没有从豫东会战的损失中恢复过来，防守可以，进攻却无力。

如此排除了两大侵华主力后，占领了广州的第廿一军就成了日军大本营的一大选择。

如今的第廿一军拥有第五、第十八、第一零四等3个师团，以及台湾混成旅团、海南岛守备队、第廿一独立飞行队、独立机关枪第3大队、独立轻装甲车第11、51、52中队、独立山炮兵第十联队、独立山炮兵第20、21大队。

野战重炮兵第二联队、迫击炮第3、20、21大队、第3野战高射炮队、独立工兵第十五联队、独立工兵第廿联队、第8通信队、华南气象部、架桥材料中队、铁道第二联队第3大队等诸多部队，总兵力在10万以上。

可谓兵强马壮，足以确保对广州周边的控制权，同时还有发动一次战役的余力。

作战部队既然已经选定，那战役的方向又该确立在哪里呢？

早在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伊始，见未能达到迫使中国投降的日本军部南进派就主张：“必须切断中国对外最后的交通线，以期实现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的计划。”

而一向跟陆军唱反调的日本海军省發表的《情况判断》也认定，仅靠陆军已很难进行内陆方面的大规模积极作战，“在此情况下，由陆、海军协同尽快占领华南沿海的最大贸易港口汕头。成功之后，即以一个兵团向广西方向挺进攻占南宁，以切断敌经法属印度支那方面的海外最大补给交通线。”

据日本军事侦察所得情报，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仅1939年9月运进中国总吨位25700吨物资中的21500吨即经此路线，达85%。

日本参谋本部《兵要地志》也强调“一旦进入南宁，以该地为基地，则交通四通八达，远可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

所以南宁至谅山的道路，形成了蒋政权联络西南的大动脉。

为了直接切断它，首先必须夺取南宁。

南宁一旦占领，无须置重兵于东京湾附近即可以完成作战目的。”

不过真的要对桂越交通线下手，就必须考虑到列强对日本行动的可能反应。

但此时，欧洲已经爆发，英法的注意力已经转回欧洲，日方便借此认定：“中国事变的解决之所以如此拖延，是由于苏联和英、法、美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援。”现在应“藉欧战发生各列强无力顾及中国的时机”。

“解决中国事变”基于这样的理解，日军大本营发出“准备迅速处理中国事变”的命令。

1939年11月26日，又发出《大陆命令第375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以一部协同海军迅速切断沿南宁至龙州之敌补给路线。”

同日，日军大本营还发出《大陆指第582号，陆、海军中央协定》声称：“本作战之目的，在于直接切断沿南宁至龙州敌补给联络路线，并强化切断沿滇越铁路及滇缅公路敌补给联络路线之海军航空作战。”

正是基于上述的指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正式下达了进行桂南作战的命令。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侵华日军发动此战的目的除了切断中方的国际补给线外，还有给予桂军老巢沉重一击的打算。

桂系首领李宗仁是坚决的反日分子，甚至率先提出焦土抗战的理论，作为贵阳国民政府的支柱之一，要是桂系偃旗息鼓了，蒋不是更能实现对日投降的目的吗？

如意算盘莫过如此，所以摩拳擦掌的安藤利吉中将便迫不及待的行动起来。

日军的调动并没有瞒过蒋的耳目，事实上，在总结第一次长沙会战和对东夕大火进行检讨的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中正已经截获了“日本有南犯企图”的情报。

美、英军事情报机关也发出情报：“日本舰队目前在东京湾集结，它说明对南宁的作战已迫在眉睫。”

为此，蒋立即从衡山直接飞桂林，为迎战日本新攻势作战斗安排。

可惜的是，当时广西方面的备战状况却是混乱不堪的：守衞两广海防的是第十六集团军，辖何宣任军长的第四十六军和邓龙光为军长的第六十四军。

但该集团军的原总司令夏威对却被调往第十一集团军任总司令，对此极度不满的夏威借母丧之机躲在容县老家闹别扭，而新上任的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是粤系出身即指挥不动桂军系统的第四十六军，也指挥不了余汉谋旧部的第六十四军，于是有关日军进犯的情报无人处理。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赴贵阳开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去了，行营参谋长林蔚则奉蒋之命前往容县吊唁夏威母丧并劝慰夏本人，行营成了空营。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远在广东韶关，没有行营命令也不敢自作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