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杨爱源出任晋察战区司令长官之后，他与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傅作义之间的关系便愈发的微妙起来。

说起来，早年在晋军中当之无愧的第二人应该算是徐永昌、其次应该算得上是老资格的商震。

只是这两人一个不在意权柄甘于淡泊，另一个虽然雄心勃勃却倍受猜忌不得不负气出走，从而把晋系中第二把交椅的争夺留给了，所谓的晋系“十三太保”傅作义就是十三太保中最有名的一个，素来能打恶仗、大仗。

而从领兵打仗的角度来说，杨爱源的能力确实不如傅作义，但杨爱源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曾经两次参与了晋军的整编，在晋军高层有不俗的人脉并得到阎锡山的信任。

当然两人之间的竞争并非明刀明枪，彼此之间也不存在蓄意下绊子这样的龌蹉，而且两人的地位几乎同步上升，因此，尽管心照不宣，但矛盾还没有公开化。

然而抗战爆发后，两人之间的冲突陡然激烈起来。

最初的导火线便是阎锡山枪毙李服膺的事件，在该事件中傅作义曾几度为李服膺仗义执言，然而杨爱源却站在阎锡山的角度，由此两人之间的矛盾开始加剧。

其后，在平型关战役中，前线指挥官原本是杨爱源，但是杨听信副司令官孙楚的建议几次变动作战机会，导致了战役进程出现不利，为此阎锡山急调傅作义过来联合指挥，虽然最终无法挽回战局，但傅、杨之间的矛盾却更深了。

阎锡山不是不知道两位大将之间的心结，但是他出于平衡的目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却视而不见，结果两人的矛盾便愈演愈烈，以至于在“回马”等作战中，两人屡屡配合不当，造成了晋方相当重大的损失。

傅作义的基本力量在西渡黄河后被西北军兼并，虽然受命重建第卅五军但元气大伤，不得不在进西北蛰伏下来。

这一阶段，杨爱源在晋南、晋东南颇为活跃。

可惜好景不长，在日军的进攻之下，阎锡山最终自投罗网，被迫滞留西北。

杨爱源虽然得到了晋察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头衔，但晋系的颓势却让晋系内部出现同仇敌忾的想法。

正当杨爱源致力于充当阎锡山之后晋系大团结的联络人之际，西北釜底抽薪，任命傅作义为山西省主席，而傅本来就是有所作为的人物，这么一来晋系的分裂就不可避免了。

对此甚为恼怒的杨爱源就曾多次去电阎锡山，被困在兰州的阎锡山对此也无计可施，只能分别致电两人，要求和睦共处共同维护晋军利益。

可山西大部沦陷，剩下来的各县也极为残破，晋方控制的财力就这么一点，给了傅作义就给不了杨爱源，所以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是鞭长莫及的阎锡山所不能调合的了。

杨爱源正无计可施，事情突然峰回路转，西北因为豫东的失利，全面收缩力量，杨爱源因此，得以升任晋察战区司令长官一职，获得了凌驾于傅作义之上的最高军政权力。

一旦权在手便要把令行，杨爱源也算得上忠厚老实，但架不住孙楚等人在边上煽风点火，于是在孙楚和赵承绶的建议下，隶属于傅作义指挥的预备第二军郭宗汾部被南调晋西填补杨爱源旧部第卅四军调往晋东南的缺口。

似乎觉得光光抽调了预备第二军还不足以教训傅作义，孙楚还建议以晋西北大山纵横，日军不易进犯为由试图进一步削弱好不容易恢复元气的第卅五军，好在这一动作尚未开始就被接踵而来的华北破袭战和日军大扫荡给耽误了下来。

日军夏季大扫荡之后，晋军各部的损失极大，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晋军官兵对战局及晋系的未来表示失望，于是不是潜逃回家就是落水当了汉奸。

有鉴于此，杨爱源不得不尽可能的恢复晋军的实力。

可西北拨给晋军的军械、军资、军费是按月点检、按月发放的，杨爱源并没有办法筹措大规模恢复实力的必要开支，这种情况下，掌握山西财政的傅作义的地位就相当重要了。

不过傅作义却也并非是不记仇的君子，因此，对于杨爱源的要求他再三推脱，反而在充实第卅五军的同时，以省保安旅的名义扩编了手下的队伍。

如此反差，坚定了杨爱源赶走傅作义、夺回省权的决心，于是继东北军系统的于学忠和沈鸿烈两人争夺山东省权之后，晋军内部也出现了杨、傅夺权的局面。

“百川兄，现在杨星如和傅宜生势如冰炭，这不好，会影响山西抗战大局。”

戴季良看着略显苦恼神色的阎锡山，暗自冷笑一声，随即问道。

“看来有必要把他们两个中的一个从山西调出，不知道百川兄的意思是调谁为好？”

阎锡山虽然对此早有考虑，此刻却没有立刻作答，反而苦笑地问道：“我还是希望宜生兄和星如兄能同舟共济，钧座也是知道的，山西抗战的力量原本就有些不足”戴季良一听就明白了阎锡山的抉择，是的，杨爱源的位置实在重要，盘算到最后阎也只能舍弃傅作义了。

不过傅作义好歹也是中将军长兼省主席，要想让他把军权、政权一并交出是不可能的，所以阎也只好忍痛让傅把第卅五军给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