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显然没有想到把第五骑兵旅前置后会让慕新亚找到与西北直接联络的机会。

此后经过一番辗转，驻绥远的第六军确认了慕新亚的身份，于是一切就不用累言了。

得到西北帮助的慕新亚通过征召新兵、收编马匪等方式引入人手，在骑兵第五旅中逐渐掌握一支可靠的力量。

正是藉着这股力量，他杀死了随军的日本顾问，以及部分铁杆汉奸，拉着大部分的官兵反正投入西北的怀抱。

由于慕新亚是第一个整建制集团反正的伪军部队，因此，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气急败坏的日军不顾天寒地冻，强行自张垣等地出动骑兵部队进行截击，同时日军航空兵也频繁出击试图轰炸慕部，然而却始终不能阻止慕新亚所部的行动，慕部最后还是在第六军的掩护下安然进入绥远。

慕新亚随后被委任为第二骑兵军所属第三蒙古骑兵师少将师长，慕部由此获得了新生。

如果说慕新亚反正给消沉的国内民众以惊喜和激烈的话，那“黄桥事变”却让国内百姓再一次感到兄弟阋墙、骨肉相残的切身之痛。

当然某些翻案党在若干年后曾指出比之被广泛宣传的“黄桥事变”事实上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国民党与西北系之间、西北系与共产党之间更加惨烈的摩擦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的。

话自然是没有错，但这些人明显是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

1940年年底的时候，正是国际法西斯份子最为猖獗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受到德意法西斯在欧洲速胜的鼓励，正准备在东南亚跃跃欲试，而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也屡屡击败中方各路部队。

正当汪伪主导的投降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刚刚在皖南事变中兵戎相见的双方再度交手，无论如何不是一种好的兆头。

“黄桥事变”一方是国民党的第廿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另一方则是刚刚宣布重建的新四军。

说起韩德勤，作为顾祝同亲信的韩德勤早在1938年初就出任副总司令兼军长一职，并在当年5月借此兼任了江苏省代理省主席，说起来是贵阳的嫡系。

而刚刚重建的新四军，前身则是新四军江北挺进支队。

说其这个江北挺进支队来就不能不说到杨虎城。

杨虎城早先的确是在围剿赤军的时候卖过力气，但是剿赤让他损失很大，为了赎回被俘的官兵，杨自然而然的跟共产党产生了联系。

正是这段孽缘让杨在出任鄂豫皖战区司令长官之后对新四军在大别山招募失散游击队员时网开一面。

如果说只是网开一面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杨还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对共产党进行资助，共产党正是借此建立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和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及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巢县、无为一带的游击区。

如果说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已经侵入了韩德勤奉命组织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游击区域的话，陈毅率领的江南抗敌义勇军北上支队就一下子打入了韩部的腹心。

从某种角度来说，陈毅其实是共产党中央与项英矛盾的受害者，但是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陈毅北上虽然受到了韩德勤的威胁，但也脱离了在江南被日伪军及蒋军合击的命运。

可惜陈毅舒服了，韩德勤却被哽的难受，向来反赤的他自然一心想排除这个心腹之患。

为此，韩德勤先后策动了半塔集、郭村等两次战斗。

半塔集、郭村两战证明了在韩部在内战中完全不是人数更少的新四军的对手，但胜利的喜悦未过，皖南事变却如当头棒喝。

在残酷的国内政治面前，不少共产党中委开始反思并批判王明对莫斯科惟命是从的态度，在这些中委的强硬安排下，宣誓重建新四军并接任军长的陈毅指挥所部进占了黄桥，并进一步夺取了姜堰。

夺取姜堰是极其冒险的一步棋，因为当时韩部依旧占有兵力上的绝对优势。

因此，无论是出于暂避锋芒的考虑还是为了避免国内舆论风向转变，陈毅后来将姜堰移交给日后落水当汉奸的李明扬、李长江部。

二李凭空得了一块地盘自然兴高采烈，但韩德勤却自以为看穿了新四军外强中干的面目于是迫不及待的进军黄桥。

然而韩德勤却没有想到，得了好处的二李等部在战役中袖手旁观，最终让新四军集中力量消灭了韩德勤的主力第八十九军。

由此，新四军不仅从此在苏北站稳脚跟，并且将属于韩军的黄桥、营溪、蒋剁、古溪、海安、东台、阜宁、益林、盐城等地先后控制在手。

实力日蹇的韩部此后只能龟缩在兴化、曹甸一带，再无能力发挥牵制日军的作用，而新四军也似乎与汪伪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从而使得日军放心大胆的抽调苏北驻军用于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