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卅五军调防前后的纷乱自是不能瞒过日军的耳目，自觉已经重创了晋军且进入晋西北的西北军各部应该还需要时间熟悉地方的筱冢义男中将便想藉着这个时间差彻底摄取中条山之线并顺势攻克西北在风陵渡大桥北侧的要塞区。

为此驻山西的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围绕筱冢中将的思路做了一个“晓”方案。

不过此时，日军第一军只辖有卅六、卅七、四十一等3个3联队警备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一、三、四、九、十五旅团在内的10余万兵力，又要守备大半个山西，兵力并非十分充裕。

即便拥有野战重炮兵第二旅团、独立山炮兵第一联队、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战车第2大队等特种兵的支持，要硬寇中条山一线和风陵渡要塞区还有很大的难度。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呈东北西南走向，向西自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至东与豫北济源、孟县同太行山相连，北靠素有山西粮仓美誉的运城盆地，南濒一泻千里的滚滚黄河，地形总体呈东北高西南低的布局。

期间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最高峰为海拔2321米的垣曲历山舜王坪，山脉平均海拔1249米。

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又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对中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

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

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关洛，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彻底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

正是鉴于中条山一线地理位置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得手后造成的长远影响，又考虑到第一军并无独立发动如此决定性大战的兵力，因此，筱冢中将不得不把矛盾上交。

但第一军的方案上交后，却引起了华北方面军内部的极大争议。

驻蒙军认为自己在西北的多次打击下，仅有的兵力守备丰同及张垣等代北、察东地区尚可，但若是抽兵南下，不可避免的将造成防务上的漏洞。

驻扎在陇海路和平汉路沿线的日第十五军认为，中条山一线地形极端崎岖，根本不利于大部队的展开。

与其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发动一场盲目的战斗，不如把宝贵的兵力加强给第十五军。

届时，无论是发动对南阳地区的进攻也好，还是清剿鄂豫皖间的杨虎城所部，似乎更容易获得战果。

藤田进中将的话得到了多田骏司令官的认可，不过多田骏认为南阳方面有中方17个师，还可以得到湘鄂巴蜀方面的增援，并非是华北方面军一家之力可以解决的。

至于鄂豫皖的杨虎城所部，兵力虽然不超过15万人，但鄂豫皖地形广阔，又有诸多河流分割，也不适宜大兵团进剿。

反观中条山一线，地域有限，中方兵力也不过七个师，撑死了10万人马，自然对于兵力捉襟见肘的日军来说是个更容易对付的目标。

既然多田骏这位华北方面军的总司令定了盘子，日军立刻运作起来。

不过由于涉及到与华中方面的配合，到底是抉择中条山，还是南阳或是其他什么地方，最终还要在中国派遣军的框架里解决。

这个时候就要看筱冢义男中将和藤田进两人平素的人脉了，或者说，谁的方案更能获得局外第三者。

作为派遣军唯一的机动力量的第十一军的青睐。

按下日军这边的图谋不谈，就在“平淡的”1940年即将走入尾声之际，一南一北，两个事件引爆了死气沉沉的国内局面。

其中北方的事件被称为“慕新亚反正事件”南面的那个则被称为“黄桥事变”慕新亚字吉平，辽宁锦州人，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十期。

“8·20”东北事变之后，慕自发投身抗日活动，曾组织亲友在东北敌后锄奸肃敌，后来为交际处东北特派委员会吸纳成为交际处外围人员。

随着东北敌后武装抗日事业陷入低谷，回旋余地日渐狭小的慕新亚便接受交际处的委派加入伪满洲国军。

起先担任军校教官，不久就因为优秀的军事才能被任命为骑兵团长，并在1939年出任伪满洲国军第五骑兵旅旅长，官拜少将。

即便成为一名将军，慕新亚依旧时刻期盼弃暗投明，不过由于日军顾问对伪满洲国军进行的严密控制，只能暗自联络交际处的慕新亚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反正机会。

1939年10月中，西北第六军所属骑兵第二军奔袭张垣，吓得冈部直三郎中将差一点弃城而逃。

战役结束后，自知兵力不足的驻蒙军只能通过华北方面军向关东军请求指导。

不过此时，关东军还陷于诺坎门事件之后的整顿期，无力大规模支援驻蒙军，因此，抽调慕新亚部进驻察东正镶白旗、太仆寺旗，并受日军驻多伦的特务机构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