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阿南惟几无功而返的鄂西会战刚刚结束，驻山西的第一军便得到了新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许可发动中条山战役。

说起来第一军也是悲催，中条山作战计划早在前两任司令官时代就已经制定，只是迟迟未得到侵华日军上层的批准，好不容易在1941年底要实施了，却遇上了日军南进和浙赣会战、豫西会战，结果只能让路。

好吧，南进是日本的国策，浙赣会战也是大本营直接指令，第一军这边小胳膊小腿自然无法阻止，但同时驻华部队，凭什么第十一军就有发动战役的优先权，而第一军只能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排在人后呢？这种差异性的待遇一直让山西日军憋了一口气。

不过老实说第一军的抱怨其实很无聊，要知道在另外一个时空中，山西的日军就是钻钻山沟扫扫荡对付一些打冷枪的游击队的角色，既不可能承担越过黄河进攻甘陕的重大使命，也无法分身支援南北两线扩大占领区，因此，被排在二流部队中也很正常。

只是这个时空有些不同，虽说共产党的根据地不存在了，但是晋军在西北的支援下，实力依旧相对保持完整，更不要说还有西北军主力及其他各部留在山西参战，日军虽然保有同蒲路沿线平原地带的主要城镇，可大环境却总体更加恶劣，之前的“短刀”作战更证明了在山西的中国军队有实力发动主动反击。

正是考虑到中方目前的力量严重威胁日军在山西的统治，冈村宁次才在权衡许久之后，答应新任第一军司令长官吉本贞一中将立刻发动中条山战役并调动各路兵马支援第一军。

当然，由于日军始终处在兵力不敷足用的境地中，因此，为了防止中方敌后武装乘虚而入，所以，冈村宁次的支援是有限和暂时的。

不过，这显然已经足够安抚山西日军受伤的心灵了。

1942年10月17日，吉本贞一开始行动了。

此时，山西日军分为两大组成部分，北方大同一线属于驻蒙军的管辖范围，雁门关以南才是第一军的防区，两部日军之间并无统属关系，都是华北方面军下二级指挥单位。

时任驻蒙军司令官的是七田一郎中将，参谋长为矢野正雄少将。

该军所辖第廿六师团驻扎在张家口、张北、沽源、崇礼、阳原、蔚县、涿鹿、天镇、广灵等平西、察南、代东地区。

所辖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驻房浑源、应县、山阴、朔县等雁北地区。

战车第三师团进驻大同、怀仁、丰镇、阳高等地。

其中战车第三师团系原骑兵集团（缺骑兵第四旅团）编组而成，下辖第13、17战车队、机动步兵第二联队、机动炮兵第三联队、师团搜索队、速射炮队、工兵队、轻重队等部，总兵力约万人，装备九九轻战车70余辆、八九中战车120余辆，75mm自行火炮36门、37mm反战车速射炮12门、战马及曳马约千匹，在当时的日军中属于少数装备最先进的部队，主要用于抵御西北晋绥集团军群在绥东、代北可能发动的攻势。

若说驻蒙军的实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有所增强的话，但第一军实际上是遭到了削弱。

尽管第四十一师团调往太平洋战区之后，日军大本营又调拨了第六十九师团的番号给山西方面，但该师团实际是由原隶属第一军的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就地扩编而成的丙种师团，名曰师团可实际仅辖2个四大队制的旅团计1.3万人，对第一军而言力量只减未增，而更为不利的是，同样是因为抽兵到南洋的原因，原隶属第一军的第一、第九等2个独立混成旅团也被先后调出了山西划归华北方面军直属。

因此，迟至1942年10月，侵华日军第一军实际上只有2个三联队制警备师团、1个丙种师团和2个独立混成步兵旅团。

兵力严重不足，正是山西日军之前在晋察战区组织的“短刀”作战中吃亏的根本原因之一。

部队被调走是因为大局的需要，第一军只能干吃哑巴亏，然而如今中条山作战即将拉开，冈村宁次又许诺调来援兵，吉本贞一自然要狮子大开口。

于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协调，除第一军本身抽调出21个步、炮、机关枪、工兵、轻重兵大队来实施作战外，华北方面军还从第十二军、驻蒙军及方面军直属部队中抽调了14个步、炮、工兵、轻重兵大队和若干骑兵、装甲车、战车中队并向第十三军借调了7个步、炮、机关枪大队，如此一来勉强使得山西日军有了实施一定规模进攻的力量。

10月17日，守备雁北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及大同日军第四战车师团一部首先开始对活跃在恒山脚下赵承绶部实施扫荡。

尽管日军出动的兵力有限，但装备程度甚差的赵部还是在抵抗了数日之后就被迫向山区深处转移。

驻蒙军开始扫荡作战后，驻扎在繁峙、代县等地的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在旅团长毛利末广少将的指挥下也开始对五台山地区的中方第六十一军冯鹏翥及预备第十一军黄士桐部进行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