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压力也就罢了，反正现而今蒋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跟侵华日军形成的某种默契，也就是三战区李宗仁的问题如何解决是当务之急。

可即便仅仅是想要解决李宗仁手下的桂军及其它“附逆”的杂牌，军饷和军械一样是无法回避的关键。

但三战区仅有的几家兵工厂和物资储备仓库都在桂系的掌握之下，刘峙手中的部队虽较李宗仁为多，没有足够的弹药，总不能拿着烧火棍跟李部作战吧？

而军饷问题就更严重了，没钱打国战还能用精神动员的办法缓和部队的不满，但在内战战场上，主义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

说起来，在战时体制下，刘建绪的福建省政府也好、吴铁城的广东省政府也罢，对地方财政的掌握力度都不如当地驻军，可问题是即便国民政府还掌握着整个贵州、大部分湖南、广西的时候，财政就已经不能支撑军公教的庞大开销了。

如今随着美国政府承认国防政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蒋系原本寄予厚望的美援已经基本断绝了，哪还有多余的钱来养兵养官呢？

这个时候与兰州方面展开谈判就成了熊式辉必然的选择。

当然，熊主张与国防政府谈判并不是准备放弃国民政府的神主牌位，而是出于缓兵之计：

第一、蒋已经被西北俘获了，出于向蒋军上下及将赣南经营的跟铁打一样的蒋经国交代，熊必须保证蒋的生命安全。

第二、与西北谈判就可能在不战的情况下解决李宗仁的问题，不打仗了，自然就能省下极其宝贵的物资和军费用于其他方面。

第三、至少在国际上造成是西北挑起内战的假象来，争取英苏两国的可能支持。

只是苏联方面的支持是有毒的，这不，对于国民政府寻求苏联方面支持的期望，已经准备卖身国防政府的驻苏大使杨杰没有回复，但共产党却自己找上门来，声明只要一二战区同意让共产党游击队发展，就可以说服苏联方面给予一部分经济上的支持。

至于英国政府这边，虽然对西北在西藏、缅甸的边境“扩张”政策极度不满并因此，一度支持国民政府牵制西北，但随着中国形势的急剧变化，英国方面也开始观望起来。

英国人不想过分得罪美国金主，也不想将宝贵的资金浪费在已经注定失败的国民政府身上。

英国人口惠而实不至，熊式辉就只能准备饮鸩止渴了。

不过苏援与共产党挂鈎的问题一来要获得驻苏使馆的确认，在杨杰消极罢工的情况下，什么时候能得到确切的消息还难说，二来熊式辉还要说服顾祝同为首的黄埔军头们首肯，想来跟共产党有很重心结，亲手发动“皖南事变”的顾祝同也不是那么好说服的，因此，与共产党进一步合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所以，经过种种的考量和权衡并在电报上说服了顾祝同和刘峙后，熊式辉以国民政府的名义致电兰州，希望就某些关键性的问题展开具体的谈判。

1945年1月2日，阎锡山以国防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回电熊式辉，同意双方就统一问题进行谈判。

旋即，熊式辉指派邵元冲、叶楚伧、徐庭瑶、曾扩情、滕杰、杜心如、谷正鼎、郑挺锋等8人前往赣州搭乘美国军机飞往贵阳。

姑且不说这几人飞往贵阳后的所作所为，但熊式辉与西北谈判的行动却激怒了二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

由于蒋鼎文之前自封军委会委员长的行为，导致了在泰和国民政府内的边缘化，仅仅是因为大敌当前需要同仇敌忾的缘故，才没有被蒋及接任军委会代理委员长的顾祝同解除军职。

失落的蒋鼎文并不甘心，于是抓住泰和方面与西北谈判的机会斥责顾祝同和熊式辉沦为了投降派、自我消灭派。

只是蒋鼎文在国民政府及蒋军中的人缘太差了，结果熊式辉鼓动蒋经国给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俞济时打了个电报，俞济时立刻出兵包围了蒋鼎文的司令长官部，迫使蒋鼎文离职，由刘峙接任，这才暂时化解了蒋系分裂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