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军现行的体制，冈村宁次和作为派遣军司令部高级参谋的西浦进大佐达成一致的话，完全可以架空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及其他几位副总参谋长，于是乎，冈村宁次的企图被无法阻挡的贯彻了下去。

1945年6月上旬的最后几天里，汉口外围的第三师团所属步兵第六联队、第廿六师团所属独立步兵第十三联队、第卅九师团所属搜索第卅九联队及汉阳方向守备的第十三师团所属步兵第六十五联队、武昌城内驻防的独立步兵第十一旅团等部纷纷以换防补充的名义调往鄂东。

鄂东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独立混成第八十四旅团、独立混成第八十六旅团等部也悄然无声的开始调往安庆、浦口方向。

日军第廿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也随之奉命以预备队独立步兵第十二旅团、第2独立警备队等部替换前线的独立混成第八十五旅团、独立混成第九十旅团，并将后者沿陆路依次调往九江等地。

就连日本海军方面也被冈村宁次说动，动用在上海、宁波、厦门等地仅有的一点油料积存，出动上述三地包括驱逐舰、海防舰、远洋炮舰在内的10余艘小型军舰，以单舰多批次的方式潜行至台湾抢运部队回中国内陆……

华中日军的密集调动自然是瞒不过华军的视线，根据敌后情报人员发回的情报及后方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努力，兰州大致勾勒出日军的行动轨迹，预判出日军可能是准备抽调部分华中部队，加强至皖中苏北一线，或是为了强化守备屏障江南或是为了在津浦铁路滁州以北段重新发起攻势，以期夺回合肥等地，改善当前对华东日军相对不利的军事局面并配合华北战场，牵制和调动华军的力量及注意力。

既然自以为预判出了冈村宁次的目的，华军最高司令部便一方面命令武汉、长沙外围的华军从休整状态转入小规模进攻，以迫使日军不得大量抽调兵力东去，另一方面命令合肥战役结束后的江淮前指加速整补并转入警戒状态。

接到兰州告警电文的国防军江淮前指总指挥何光夫上将不敢怠慢，急令第二集团军群薛岳部放缓在鄂东的攻势，主要力量抽调至皖西南地方设防。

此外，江淮前指还命令第七集团军群张益谦部在滁州、全椒外围的皇甫山、神山、铁山等地设置警戒阵地并相机光复无为、和县等地，把预警线前推至长江北岸且形成不日渡江南下，威胁皖南及南京外围的假象，借此牵制和调动日军。

何偶才对第七集团军群发出的指令当然没有问题，但让第二集团军群放缓在鄂东的攻势却正中了日军的下怀，正是藉着鄂东华军收缩的机会，鄂东日军得以从容的调往江都、滁州等地，为华军日后的作战带来了相当大的隐患。

当然，何偶才是不知道自己出了疏漏，所幸，他之前就根据兰州的命令预留了一手，如今提前发动，倒也一定程度的减轻了自身失误带来的危害。

是年6月11日，第一集团军群下属第四军团郭宗汾部4个团打着进攻泰县日军的旗号向盐城开进，以第八十六军陈毅部抗命拒不向日寇实施反攻为由，在沿途大力捣毁共产党组建的苏北“民主”政权各机构，抓捕共产党党员并与新四军各部发生激烈战斗。

早在与孙殿英部发生“苏北摩擦”之后，共产党中央便断定国防政府将用武力解决“抗日”武装，因此，积极与日伪联系，最终在日军默许下通过所谓“走私”、夺取兵站储备等方式，凑集了大宗弹药。

然而日军方面是无论如何不会向共产党出售火炮等重型武器的，伪军及伪政权虽然有脚踏几只船的打算，但也无力进一步强化共产党武装，所以陈毅等人并无与国防军硬碰硬的打算，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已经编成若干先遣支队分批渡江南下，准备在苏锡常地区及浙西山区重起炉灶。

故此与晋军发生战斗的其实是苏北军区的地方部队和极少量的新四军断后部队，自是无法阻挡晋军的兵锋。

1945年6月14日，晋军一部进入邵伯湖畔的邵伯镇，至此，华军第一集团军群的战区已经跟苏北日军接壤，从而构成了对扬州泰县、南通等地日寇驻军的新的威胁。

事实上，在45年的6月间，扬泰通地区的日军仅有第一三一师团所属步兵第九十六旅团的三个独立步兵大队，力量极其有限，不足以抵挡华军的倾力南下。

只是华军第四军团的主力正在全力肃清苏北“根据地”的共产党地方武装，同属第一集团军群的第十二军团霍守义部才刚刚开到海州一线尚未进入苏北境内，而驻防淮安附近的第十四军团孙殿英部又贪恋淮安地区的富足不想南进，这才让着急苏北华军下一步行动的冈村宁次缓了一口气。

还没有完成拆东墙补西墙的冈村宁次紧急将滁州、全椒方向的独立混成第六十二旅团、独立混成第八十九旅团、安庆方向独立步兵第八旅团等部调往扬泰通，这才稳定了江北的战线，进而保住了滁州方向日军的侧翼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