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8日下午14时15分，在东京方面于东京湾内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订正式的投降书3个半小时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向兰州明文发报，称定于明日上午将派出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前往中方指定的任一城市商讨投降事务。

17时，兰州明文回复道：“可以，地点定在郑州。”

于是10月9日上午11时48分，今井武夫的座机降落在郑州须水机场，至此，关内日军的投降进入倒计时阶段。

10月11日上午8时25分，从苏北盐城出发的国防军空降兵第三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强行在上海龙华机场、江湾机场、虹桥机场等地降落，随后立刻解除各处日军武装，并向市区及吴淞、宝山码头开进。

获悉国防军已经空降上海的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兼市警察局长、上海保安司令周佛海第一时间下令全城投降并协助国防军控制市区各码头，日军驻上海的各个单位猝不及防，再加上冈村宁次严令不得抵抗，因此，各处军事设备、军用仓库及部分舰艇无损的落入国防军之手，上海得以完整无损的光复了。

10月12日上午7时55分，国防军空降第一师同样在广州郊外成功空降，驻广州周边的日军第一零四师团、独立步兵第十三旅团、铁道兵第十五联队等部一度拼死抵抗，但很快在第廿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的勒令下放下了武器，陆续向中国空降兵投降。

既然日本主子都跪了，伪广东省长兼广州绥靖主任褚民谊、伪广州市长张焯以降的汪伪要员更是随风而倒，自说自话的组织起维持，维护广州市面治安秩序，等待空降兵们进驻接收。

当日中午12时15分前后，空降兵第一师一支小分队乘坐俘获的日军军车在广州全城百姓的夹道欢呼声中一路长驱直入抵达广州市政府门口。

在市政府门口，早就等候在此的田中久一、第廿三军参谋长富田直亮、第一零四师团师团长末藤知文及褚民谊、张焯在内的日伪高层或垂头丧气或假装坦荡的向领队的国防军少校杨翠峰奉上指挥刀和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大印，南天名城广州由此光复了。

两天后，国防军东海集团军一部进入安庆。

又过了1天，东海集团军另一部进入扬州、南通，江北日军武装被悉数解除。

鉴于各地已经自发的开始接受日伪投降，10月16日，兰州临时政府颁佈《日伪控制区接收办法》严格规定了如何解除日伪军武装，如何没收敌伪资产，日军战犯及汉奸卖国贼的认定和追缉，日本平民的遣返等诸多事项。

10月17日，东海集团军一部南渡进入南京，旋即控制了包括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伪国民政府在内的日伪各个机构。

三天后，国防部部长张宾南飞往南京，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正式签订受降协议，从这一天起，关内尚未投降的日军各部奉命开始陆续向除新四军以外的当面华军投降。

当然，日军方面也有冥顽不化的。

这不，尽管中国空军动用大量飞机在东北各地抛洒昭和天皇的《停战诏书》。

但关东军的中下层官兵依旧认定这是中方的诡计，拒不停战投降，在这些死硬派的攘挟下，沈阳外围、锦州周边的战斗仍在持续中。

更有甚者日军还在大郑铁路沿线开辟了新的战场。

沿大郑铁路北上的第十三军团遭到南下的日军第一二四师团的有力阻击，以为只是一场接收的孙殿英部猝不及防，在日军的反击中损失极大，幸好得到后续开来的第五军团的增援，才没有闹出在抗战胜利后还全军覆没的大笑话来。

日军在东北地区的负隅顽抗是中国政府所不能容许的，于是盟军代表团中的中国代表严肃向日方使节提出：“东北地区的日军一日不停止战斗，即视作日本方面未履行停战宣言，盟军有必要维持对日本的轰炸和封锁”在强大的压力面前，日本军政高层不得不派出梨本宫守正王作为使节，前去压迫惯常独走的关东军。

已经以陆军大将身份退役并担任伊势神宫主祭的梨本宫守正王乘坐飞机首先抵达汉城，在召集第十七方面军聆听玉音之后，留下一众自杀殉国的官兵飞抵旅大。

在这位皇族大将面前，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大将和参谋长大坪一马少将重提了转移天皇至满洲、领导日军继续作战、绝不认输的论调，结果被梨本宫守正王一顿臭骂，指责他们认不清事实、危害了皇国体制。

在梨本宫守正王和梨本宫守正王所代表的昭和天皇的压力下，后宫淳大将以下的强硬派不得不屈服，随即提出依照军中秩序，只要山田乙三大将下达停战令，第三方面军便会投降的拖延战术，结果导致梨本宫守正王只能马不停蹄的飞往哈尔滨。

在哈尔滨，梨本宫守正王再度召集关东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人员聆听玉音，在接受不了战败事实的中下层官兵纷纷自杀的同时，梨本宫守正王明确向山田乙三大将和喜多诚一大将指出：“战败是已经不可避免的了，为了战后日本的恢复，必须无条件的和战胜国进行合作，不得摧毁武器和库存，必须完好的向敌人移交，以换取敌人保留天皇制度的承诺并尽快安排部队和侨民回国，以坚忍的态度准备浴火重生的一刻，这也是陛下的意思。”